来源：全球传媒学刊

作者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徐婧：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

摘  要
基于数字技术新媒体的出现对大众传播与社会的互动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数字技术在全球社会引发的种种新现象，持续聚焦包括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工在内的诸多经典的政经议题和范畴，同时注重发掘这些议题和范畴在数字时代语境下呈现出新的学术生长点。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代表论著的文献分析与理论阐释，旨在揭示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和新理论，并以此表明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的反思性和阐释力。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新媒体；阶级；社会性别；数字劳工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潮影响下，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对传播学科的意义成为当时理论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盲点”论争，劳动、剥削、商品、拜物教、阶级分析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回学术分析视野(达拉斯·斯麦兹，1992)。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之初，就致力于将其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并以此探讨整体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强调历史性、整体性、结构性在传播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文森特·莫斯可，2013)。基于数字技术新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传播与社会互动模式；在此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数字技术在全球社会引发的种种新现象，持续聚焦包括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工在内的诸多经典政经议题和范畴。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解读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论著，旨在探寻数字传播技术发展背景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新现象、新聚焦，以及新的理论生长点，同时揭示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数字时代具有的反思性和阐释力。

近年来，国内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陆续出版了多本传播政治经济学读本和文集，勾勒出较为全面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知识地图，主要包括:曹晋和赵月枝(2007)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海伦娜·苏萨(Helena Sousa)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2011)；曹晋等(2014)主编的《传播与社会的批判研究英文读本》，以及姚建华(2017)主编的《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第一卷)等。这些读本和文集收录了当前全球范围内最具代表性和前沿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此同时，上述读本和文集也是本文重要的文献来源。

从理论基础而言，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动向愈发明显。结构化进程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长期关注的重要研究切入点，而阶级、社会性别和劳工问题恰恰是结构化分析中三个重要的议题和范畴(文森特·莫斯可，2013)。因此，讨论数字时代的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工等问题，以及这些议题和范畴对数字时代分析的适用性，成为当代传播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取向。通过对信息与传播技术快速发展语境下的经典政治经济理论的再发现、回应与展望，传播政治经济学得以不断拓展理论视野与实践空间。

01数字时代的阶级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传统

阶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和范畴之一(Huws，2014)。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派社会思潮及运动失败后，“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遮蔽；进入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确立使得社会政治、经济、职业结构以及文化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现实表明:“尽管阶级划分是持续的，但‘阶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罗丝玛丽·克朗普顿，2011，p.5)，在学术界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边缘化。

面对阶级分析、阶级话语被消解的社会与学术现状，政治经济学者呼吁:“按照马克思的意愿阅读马克思。”(大卫·哈维，2014，p.14)在他们看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认识和研究社会现象的根本理论和方法。在数字时代，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数字媒体技术相关工作者等群体成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知识劳工”。较高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群体受剥削的本质，并给予他们“中产阶级”的假象，从而消解了其阶级身份认同。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对阶级意识的分析，聚焦于整个阶级而非个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享有的共同利益与前景(哈里·布雷弗曼，1978)。如在我国的传媒产业中，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相伴随的是，媒介知识劳工曾经承担“思想工作”和“宣传任务”的“文化干部”的政治身份不断被商品化，最终沦为“市场定价”的劳动力商品(王维佳，2011)。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知识劳工向市场主体和自由劳动力身份靠近的方式更多元化，程度也更高。譬如集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编辑专业知识为一体的自动化新闻，一方面使更多的新闻记者从繁重的新闻写作过程中“抽身而出”；但另一方面不断取代他们的工作，产生了数量庞大的自由新闻记者或撰稿人群体。不可否认，数字时代知识生产领域中自动化过程的加速迫使人们对之前认为不可替代的职业进行重新的认知(Carlson，2015)。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数字时代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的知识劳工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产业工人迅速失去其对生产和技术革新的控制紧密相连(Yao，2014)。在全球传媒产业中，劳动力市场越来越“临时工化”，作为大众传播产业中劳动者的媒介知识分子越来越“无产阶级化”(Ross，2009；乌苏拉·胡斯，2011)。在我国，媒介知识劳工的地位、角色和前景也正在不断发生改变，其产业工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赵月枝和罗伯·达菲(Zhao & Duffy，2007)看来，阶级内部权力的重组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厘清这些变化，就无法深刻地解读我国社会经济变化的总体特性。

02数字时代的社会性别研究:多元开放的研究议题

女性主义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左翼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由此，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传播学批判脉络中重要的理论概念。在这一理论脉络影响下，传播学的批判路径强调对当前不断结构化的传播产业展开分析，进一步揭示已融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的社会性别塑造过程及其与媒体、传播产业之间的构连。社会性别的权力等级与其他社会结构要素相互交织，并通过媒介再现、塑造、固化，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性别秩序的再生产。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下的社会性别研究与阶级、民族、城乡问题不可割离。自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回溯经典从马恩著作中寻找批判理论起，女性主义者不断关注物质劳动与生产剥削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议题是探讨社会性别的身份建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在全球媒介文化产业中的形塑、复制与强化。数字技术方兴未艾，对女性的生产、消费过程带来了新的剥削与宰制，进而为女性追求平权运动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曹晋等，2014)。有学者尝试通过返回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固本清源并重新发掘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脉络。他们批判地利用马恩著作来描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要旨，论证莎拉·佩林(Sarah Palin)所谓的女权属于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表明意识形态批判是研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学术工作，并以此来指导学者的政治活动(Rodino-Colocino，2012)。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与全球社会转型的语境下，社会性别问题与全球媒介组织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玛格丽特·加拉格尔(Gallagher，2008)在其研究中综述性地讨论了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通过研究表明女性在媒介传播实践中遭受的压迫是全方位的，从雇用、决策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到媒介文本里女性话语的缺失。作者同时列举了在面对上述不平等性别问题时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新形式。与此同时，莱斯利·谢德(Leslie Shade)与尼基·波特(Nikki Porter)在其论著中通过对奥尔森姐妹所创立的双星娱乐集团(Dualstar)对孟加拉国女工宰制的分析，揭示出当前社会性别议题的跨国语境，并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时尚产业的繁荣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劳动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Shade & Porter，2008)。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传媒体制改革，也催生了内生的劳动过程中性别不平等问题。我国出版产业中的女性编辑人员在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工作强化、性别歧视等问题，是当前社会转型中劳动力编制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瓦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Cao & Murdock，2015)。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社会性别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研究者关注在数字时代中，新的媒介技术与社会性别议题是如何紧密构连在一起，并深刻地形塑女性的身份、角色与地位。尤其是对作为新媒体技术发展的直接产物电子游戏的研究，进行社会性别维度的理论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通过对近30年以来的社会性别与游戏研究的回顾与梳理，集中讨论了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研究方法层面的问题。她们认为该领域的突破点在于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酷儿理论等多元理论视野引入该领域的研究之中，同时重视对游戏玩家和生产者性别身份的记录、解读和质疑(Jenson & de Castell，2010)。除此之外，对女性在自由/开源软件(Free/Libra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FLOSS)实践中的缺失问题的讨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研究者认为自由/开源软件作为一种新媒体技术的实践，其编码与实践过程实质上是特定的男性气质向多元的性别气质转变的过程(Dunbar-Hester & Coleman，2014)。

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社会性别议题的关注是多元开放的，在上述主要议题之外，网络媒体中所涌现新的修辞形式也是学者重要的分析单元。曹晋等学者的研究旨在解读当下我国网络媒体中众多网络流行语所蕴含的社会性别秩序(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修辞，如“绿茶婊”)，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些社会性别秩序是如何通过新媒体、网络平台得以生产、传播并建立起群体性身份认同，从而进一步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转型宏观语境相联系(曹晋等，2015)。

03数字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新型劳动与新型劳工

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的基础正在从工业制造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对基于数字技术新媒体的征用成为这个转型过程的根本驱动力。数字技术既为新的网络经济提供必要的技术设施支持，如构建数字中心全球网络，又产生了一系列围绕着信息和传播技术(ICT)的融合、新的数字产品和应用程序的生产而组织起来的新兴经济部门。数字技术的支持部门和新兴经济部门都存在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劳工不断被新兴的数字劳工所取代。

在马里索尔·桑多瓦尔(Sandoval，2013)看来，数字劳工包括将信息与传播技术、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也就是说，数字劳工研究不仅聚焦于对工程师、设计师或是媒体从业人员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而且强调对工厂中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扩大数字劳工研究的外延，而非使用强化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差异性的“非物质劳工”(Hardt & Negri，2004)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劳动形式之间的联系:今天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需要面对新的信息和传播的技术，他们同样面临着“围绕新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更加隐蔽的剥削形式”(王洪喆，2016，p.36)、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步履维艰”的境况。

洪宇、邱林川和潘毅等学者长期聚焦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及产业内数字劳工，尤其是富士康企业中工人的工作环境，进而折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的不平等和剥削。洪宇(Hong，2011)的研究指出，在我国成为全球ICT生产强国的过程中，信息产业内不断重构的阶级关系持续受跨国资本和国内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影响。我国信息产业内数字劳工的规模不断壮大，同时他们作为“雇用劳动力”的身份不断得以强化和确立——这是对信息社会的研究中缺失但却十分重要的维度。邱林川和潘毅更将他们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富士康企业的工人，将其置于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工厂的研究框架下，进而审视数字资本主义与过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区别和关联。邱林川(2014)运用“21世纪奴隶制”的隐喻，从反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出发分别对富士康企业的工厂、宿舍和防跳网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工的剥削和异化。潘毅认为富士康企业工人超负荷工作压力和强度的根本原因在于苹果公司在定价和产品交付时间上具有决定权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进行“外包”而获得超额利润(Chan et al.，2013)。

媒介产业中数字劳工研究是传播政治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对媒介产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2016年8月，当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五大公司的时候，新闻、广播和广告等诸多媒介产业内控制权不断集中于少数大型技术公司的趋势众目昭彰。在当下数字技术的发展呈几何增长的背景下，市场化的无孔不入为巨型传媒集团的垄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媒介数字劳工也无法摆脱资本的影响，对其研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景观。

法斯特等学者通过分析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问题，批判和发展了“无酬劳工”(unpaid labour)的概念。他们从历史的维度阐释了数字时代的“无酬劳工”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受到奴隶、护理人员、学徒、勘探者、信息爱好者、志愿者和替罪羊等不同类型“无酬劳工”的影响(Fast et al.，2016)。他们进一步指出，较高的生产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消费者偏好使媒介生产成为高风险行业，而“无酬劳工”的应运而生正是迎合了该产业中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将企业风险分散到不同主体之中的诉求——在市场和消费者的关系中，资本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力使媒介数字劳工沦为一种新形式的“无酬劳工”。

科恩以自由作家为研究对象，强调对自由作家数量的增加以及获得教育和培训项目机会增多的考察不能仅从狭仄的个人经验研究的视角出发，而应强调他们是媒介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Cohen，2012)。对自由作家无偿劳动时间和版权侵占的分析映射了在数字时代媒介工作者群体的行动和经历受更为宏观社会整体影响的事实，而把握这种影响涉及对市场经济的属性、规范性制度、国家政策、产业的组织形式、工资等诸多因素的政治经济分析。与此同时，自由作家劳动过程的变化体现了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劳动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加速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同时又强化了剥削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本质性的存在。

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府的去管制化以及以新闻输入和输出方式的电子化、直播的广泛使用为代表的技术发展加速了电视新闻业的变化。数字技术在影响电视新闻采集、生产和呈现各个环节的同时，对新闻工作者实践的作用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Avilés et al.，2004)。在对英国和西班牙六家数字化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加西亚—阿维莱斯等学者揭示了新媒体技术对新闻工作者的核心“调查”能力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随着全数字化的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新闻工作者需要及时地报道新闻，因此新闻报道在播出过程中的截稿时间和时间的精确性变得越发重要；同时他们需要不断生产大量新闻节目以满足24小时播报新闻节目的要求，工作压力的剧增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闻产品质量的下降，使新闻工作者的生产具有明显的“操作性”而非“创造性”。

姚建华就新媒体技术对我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影响的分析，既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新媒体技术、政策与结构变迁相结合，洞察并揭示我国出版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一种尝试，也是本土经验研究对西方数字劳工研究有益的补充(Yao，2016)。在我国的出版产业中，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消除了编辑人员职业技能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这与发生在新闻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和摄像、直播车操作员、网络编辑和社交媒体推广者之间不断模糊的界限别无二致。编辑人员专业知识的迅速贬值、工作机会的骤减、弹性雇用制度的兴起，以及工作/休闲、办公室/家庭边界的打破都使他们陷入“处境堪忧”的状态，而对他们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electronic panopticon， Adams & Welsh，2008)更使他们的这种状态急剧恶化。

不管是上文论述信息产业的脑力劳动者，还是媒介产业的体力劳动者，他们都是数字时代新劳动形式的具体表现。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Manzerolle，2010)。在数字世界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比如，在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他们被称为“产消合一者”(prosumers)——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确的薪酬。科莫尔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在线产消合一活动并不导致人的异化的终结，产消合一者的“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沦为无能为力的资本的工具(Corner，2010)。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使用“玩工”(playbour)的概念来界定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尤利安·屈克利希(Julian Kücklich)是较早关注“玩工”问题的德国学者。通过对游戏修改版本者(modder)的研究和分析，他深刻地揭示了游戏修改版本者创造的价值成为游戏产业利润来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游戏修改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视游戏修改为休闲活动或娱乐延伸的认知所掩盖。与自由作家一样，游戏修改版本者并不对自己的最终作品享有版权，且承担他们的活动可能引发的经济和法律风险(Kücklich，2005)。虽然“玩工”形式的工作在几十年前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的研究中早已预见，今天的学者对这种工作形式越来越重视——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在全球劳工中不断扩张和蔓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成为“数字劳工”(Murdock，2011)。

除此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数字劳工将如何应对因资本和劳动之间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产生的剥削过程。从历史上看，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大部分数字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工会，且因为缺乏公开的报道导致公众较少关注与工人和工会相关的议题(Sussman & Higgins-Dobney，2015)。有些学者强调协会组织在联合数字劳工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组织通过社会运动组织来不断满足劳工的需求和推动政治议事日程(Stevens & Mosco，2010)。诚然，在数字时代，将信息与传播技术、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了规模庞大的群体，且发展迅速。虽然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毋庸置疑，他们都从事“生产性劳动”，都在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身份的数字劳工可能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反而存在着竞争性的利益冲突，如何将他们联合起来，分享共同的阶级意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Huws，2014)。

04总结与评述

本文通过对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新现象与新理论的梳理，勾勒出政治经济路径对正在转型的全球社会及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积极回应和极具阐释力的分析与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呼吁并期待学界能够重新发现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独特价值，并致力于重新揭示诸如阶级、社会性别、数字劳工等议题和范畴对当下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从而剥去后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社会表面的同一性(徐婧、秦朝森，2015)。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议题和范畴并不是彼此割裂的，罗迪诺·克劳希尔对数字时代信息产业生产过程中“数字鸿沟”的研究揭示了不同劳动力中出现的结构性“鸿沟”导致数字劳动内部的不断分化: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创新过程；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大量的数字劳工被安排从事日常的装配和服务功能(Rodino-Colocino，2006)。“数字鸿沟”的存在不断固化而非挑战现有的阶级结构。同样，女性数字劳工在工作场所所遭受的由数字技术无规制的应用所带来的大量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恶化也是众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议题。穆尔等学者将他们对数字劳工颇具洞察力的发现嵌入社会性别的分析框架之中，认为女性在数字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是因她们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边缘化的地位而进一步被加剧，后者在获得工作岗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Moore et al.，2008)。研究者通过各自的研究，不断强调在全球社会结构转型的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传播新科技以及复杂社会语境做出整体性分析的不懈努力。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多元理论为源泉、跨学科知识为背景的传播学研究路径，其所关心的具有时代性的议题和范畴远非仅局限于上文着重讨论的阶级、社会性别、数字劳工等几个方面。更多的研究和旨趣散布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个人和研究团队之中，本文难以穷尽。然而，在当前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持续深入，本土社会急剧转型、新媒体技术冲击日益猛烈的全球语境中，这些成果提供了全球最新的、有力的批判研究视野，对本土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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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完整版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