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江华 陈玲 来源：谭天论道 

一

引言

2016年1月20日，因周子瑜台独言论而引发的“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来自海内外的帝吧网友，打着“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旗号，组织“帝吧观光团”，以“文化交流”的名义，通过斗表情包、晒风景美食和讲古文诗词等各种形式，在台独主要媒体的脸书账号上刷屏声讨，表达对台独势力的坚决抵制。出征FB事件，迅速被《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关注点赞，帝吧网友也因被作为“网络小粉红群体”的典型代表而引发舆论热议。

出征FB事件，让一度陷入沉寂的帝吧再次回归舆论中心。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无论是以“高级黑”的恶搞方式而成为网络热词和流行段子的集散地，还是以阿Q式的自嘲精神而被众多草根青年追捧的“屌丝文化”发源地，帝吧无疑是国内最具话题性的网络社群。然而有趣的是，帝吧起初源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足球粉丝社群 （又名“李毅吧”），人数不过寥寥几十人。之后因李毅本人的公开言论，帝吧变成网友恶搞李毅本人和发泄对国足不满情绪的球类社群。但不久帝吧就偏离了对足球的关注，借助高级黑的网络亚文化，扩散至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参与，并因此赢得了“百度卢浮宫”的美誉，吸引了大批网友。此时，帝吧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兴趣社群，而是一个权力结构清晰、组织严密、人气超高的网络虚拟社会，尤其是随着屌丝文化的走红，帝吧迅速发展壮大，一跃成为百度的第一大贴吧。

为什么帝吧会从一个小众的粉丝社群逐步发展成为人数超过两千万的超级社群?其成功逆袭的主要过程和阶段特征有哪些?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它戏剧性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动力机制进行解释?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思考帝吧现象的重要切入口，也是理解帝吧在出征FB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组织动员效率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前提基础。对网络社群自身的形成发展，特别是演化变迁的内部逻辑机制未作深入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帝吧的深度个案研究来对此做出推进。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一）网络社群再认识:从虚实之争到关系空间

网络社群源于“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一词，最早是指人们因共同的兴趣、话题或信息知识交流的需要，基于互联网技术提供的虚拟赛博空间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人际交往模式（Jones，1994； Rheingold，2000）。从虚拟社群到线上社群，再到关系社群与网络社会，这些术语都是西方学界面对网络科技对现代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影响所提出的分析概念，其间的差异一方面来自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特征（如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另一方面来自学界看待经验问题的理论视角不同（如媒介特征、人际关系属性、宏观结构变迁等）。本文认为，这些概念界定要么偏于技术性的维度，要么偏于结构性的维度，即便是强调线上线下互动的关系维度，但都缺乏对网络社群本身的组织性维度，以及社群互动行为发生的网络公共空间维度的足够重视。因为，网络社群虽然是个体借助网络空间进行互动的结果，但绝不可以还原为线下个体行为，它具有涌现性特性，特别是规模庞大的网络社群，从个体到集体的组织凝聚机制问题，是理解网络社群现象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必须要关注网络社群的群体组织维度。同时，网络社群具有尤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1990/1999）所认为的“公共领域”的功能特性，群体成员通过交换资源、交流信息、建立身份认同，甚至形成集体行动，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Smith & Kollock，1999：3-5；Van Dijk，2005：28-32）。从当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如网红经济）、政治（如网络反腐与政府监督）、社会（如网络群体事件）与文化（如屌丝文化）等诸领域的重要变化来看，网络社群的作用力量日益凸显。因此，本文强调从群体性与空间性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使用网络社群的概念，重点关注网络社群的群体建构过程、发展动力以及演化变迁机制。

（二）网络社群形成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不足

目前学界关于网络社群的形成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切入。首先是媒介技术视角，关注社群建立形成中的网络媒介作用影响，认为互联网使信息交流和人际互动成本更低、互动形式更加灵活、影响范围更为广泛（Parsell，2008；Rice& Love，1987），尤其是web2.0所塑造的“参与媒体”技术环境（Rheingold，2000），赋予了个体更强的互动参与感，网络社交关系从而更具自主性、开放性和平等性（张华，2014；张文宏，2011），这些都是有利于网络社群形成建立的积极因素。

其次是主观心理动机与功能需求满足的视角，着重于从网民的心理需求和主观动机来分析网络社群形成的原因。认为利益需要、兴趣爱好、知识分享、自我发现、人际关系维续、社会促进与大众娱乐等不同层面的目的功能（Cheung & Lee，2009；Hagel & Armstron，1997：126-129； Plant，2004），是人们网络社群参与的主要心理动机，如果这些功能价值需求被满足的程度越高，人们网络社群的参与度就越高（范懿文，方毓贤，吴政杰，刘昌辉，2011）。

最后是关系网络视角，主要从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模式变迁来探讨网络社群的形成。认为网络互动过程的开放性、信息分享的公共性、互动关系的自主性、社群结构的扁平化与多中心性、跨社群的边界切换等属性特征 （Wellman & Gulia，1999；蔡骐，2014;罗自文，2013），塑造了一种新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模式——“流动性群聚”（mobility），它使参与者实现了在个体性与群聚性之间的自由流动，很好地解决了现代社会成员既追求个性自由同时又保持集体归属的矛盾性需求（黄彪文，殷美香，2014；黄厚铭，林意仁，2013）。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网络社群反映的是互联网背景下人们社会交往所出现的新模式，但并不意味着通过网络社交就能形成网络社群，因为社群的实质在于人际互动和关系纽带的稳定化与制度化。而持续性、稳定性的社交关系网络是如何在互联网中建立起来并发挥其公共性的功能作用（公共空间与集体行动），是需要另做解释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从实体主义出发来考察网络媒介环境下，影响人们持续性社交互动并发展为一种稳定的关系社群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然后从群体组织性和网络公共空间的角度，进一步看当网络社群成功建立之后，社群内部的组织活力如何形成，以及社群规模的变化与性质特征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与逻辑机制;最后，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我们将尝试通过归纳推因的方法提炼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网络社群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机制。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案例追踪分析法。案例研究既可以用于描述性分析，又可以进行因果性解释，尤其是对于探索建立理论模型的逻辑机制具有突出优势 （Pentland，1999；Yin，2009）。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分别采取两种方法策略:一是时序分析，围绕重要的事件、人物和活动影响等方面，对帝吧从2004年至今的发展阶段与主要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二是逻辑模型，在前者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时期关联事件之间影响因素的归纳总结，提炼解释帝吧形成与发展演化的主要变量，并揭示其背后的关联逻辑机制，进而概括出一个理论模型。

三

案例分析

（一）从“粉”到“黑”：帝吧社群的形成（2004-2006）

帝吧源于李毅吧，最初是由喜欢前国足队员李毅的粉丝在2004年创建的一个普通球迷社群，日常活动主要是分享发布李毅的近况和比赛信息，一开始在百度球类贴吧中毫不起眼。不过，2005年5月李毅的一些媒体采访言论被报道后，这个边缘粉丝社群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当时球迷在网上搜索这位球技一般却出言不逊的二线球员的相关信息，误以为“李毅吧”就是李毅本人的官方贴吧，纷纷登录留言。批评谩骂的攻击言论让作为铁杆粉丝的时任吧主（“菲菲雪”“妃之D”）甚为不爽，两人决定对这些恶意帖子进行删除和封号。此举立刻引起网友不满和反对，招致更为激烈的围攻。当双方在吧内交战正酣时，一位山东网友的帖子《李毅大帝本纪》犹如火上浇油，引爆了贴吧。《李毅大帝本纪》模仿司马迁的《史记》，以精彩的文笔、明表暗讽的手法来简介李毅的生平和职业生涯。这篇贴文在搜狐论坛上刊出后，随即被新浪、天涯等知名网站转载，并很快被网友放进了李毅吧，李毅吧和李毅本人都因这篇“神贴”的流传而发生了命运转折。

（二）“黑出内涵”：帝吧社群的发展（2007-2009）

高级黑作为一种创意性的网络恶搞方式，既是帝吧人气高涨的兴奋剂，又是帝吧社群建立内部认同和群体凝聚的粘合剂，有时却又在网友的嬉笑怒骂中而迅速成为帝吧社群爆发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随着帝吧恢复重建过程中成员结构的新变化，毅丝们的讨论主题逐渐从足球转移到社会时事话题，形式内容更为灵活宽泛。例如，文学类的内涵帖（常见为网络连载小说）、恶搞幽默类的冷笑话(以《李毅笑话集》为最)、P图视频、大帝语录与网络流行音乐等。当时网友的发言讨论要想被置顶或加为精华帖，就必须绞尽脑汁，力图“语不惊人死不休”，于是涌现了一批热衷于创造“内涵帖/P图”的网络达人。一时间，帝吧成了内涵与恶搞交相辉映的大本营，吸引了众多忠诚的粉丝。后来被网友关注的主要“知名毅丝”与好评“内涵文/图”就是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毅丝们炮制的各式语词陆续在网上疯转，成为日后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络热词。当时帝吧的贴吧标签也更新为“日日李毅吧，天天笑哈哈”，网友因此将之称为“百度卢浮宫”，帝吧社群“内涵文化”的影响力直至顶峰。

（三）“屌丝时代”：帝吧社群的文化转向与性质演变（2010-2013）

由于帝吧涌入新人的增加，水贴或黄贴随之增多，当时的吧主和一些知名毅丝出于捍卫帝吧内涵文化的考虑，决定采取删帖和封杀ID的措施，来确保帝吧本有的“姿势水平”。但这种做法立即引起了争执，那些感到“怀才不遇”的新毅丝认为老毅丝使用特权、行事专断，而老毅丝则认为新毅丝不但没内涵而且懒于学习长进，不屑与之共舞。特别是让老毅丝愤愤不平的是，他们花费心思撰写的帖子很快就被新手的水帖覆盖得无影无踪，往日那种内涵帖一出便能引来一片点赞叫好的自豪感荡然无存。新老毅丝间的理念冲突，再加上此时帝吧吧主与吧务团队的圈子化问题，帝吧社群内部的分化斗争由暗到明，日趋加剧，并因“雷霆三巨头”等人的另立门户而白热化。

（四）“商业资本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争议中的帝吧社群（2014-至今）

受商业化渗透和政府监管力度加大的外部影响，帝吧社群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会员申请制的取消和屌丝文化的走红，让越来越多的网友慕名加入，引起帝吧社群规模从百万到千万的爆炸式增长。同时，社群结构主体随着大批“90后”“00后”等新一代青年网民的涌入而迅速更新换代，新旧毅丝比例瞬间翻转。社群规模的急剧扩增、社群结构的代际隔断，让此时帝吧的日常互动碎片化和无序化。因为慕名而来的新毅丝大都迫不及待地要参与互动讨论，争相在这个百度第一大贴吧中刷个人存在感，而不大关注互动表达的内容质量，导致贴吧水贴泛滥，加上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植入，帝吧在热闹喧哗中松散无序。尽管此时人人自称“屌丝”，但内涵边界已经非常泛化模糊，社群集体认同仅停留在一个网络热词符号上，并没有出现内涵时代那种清晰而独特的内部联结和整合机制。简言之，帝吧的商业化在内外联合下愈来愈浓，社群内部的自我组织活力也越来越弱。

庞大的社群规模，既是帝吧在百度商业化战略下被渗透绑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特定事件来临时群体情绪极化和病毒式扩散，甚至由此演化为一场网络集体行动的重要诱因。2016年的出征FB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2016年1月，台湾女星周子瑜的“台独言论”经社交媒体流出，引起大陆和台湾网友的“表情包大战”。一些帝吧网友通过翻墙技术，将消息扩散到国内，并迅速做出反应，通过贴吧、微博和天涯社区等媒体发布出征消息，并建立专门的QQ群商讨应对策略。1月20日晚七点，在“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口号声中，海内外的帝吧网友集结出动，针对台独代表媒体，以斗表情包、贴古文诗词、晒祖国风景/美食照以及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形式，展开了一场独特的“对话交流”，表达对台独势力的坚决抵制。面对大陆网友的围攻，台湾绿营网友奋力反击，但很快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中败下阵来，其Facebook官方账号不得不暂时强制关闭评论功能，防止被大陆网友刷屏。但这并未止住帝吧出征的脚步，次日得知帝吧出征消息的其他网友，尤其是在海外可以登录使用脸书的大陆网友，纷纷效仿帝吧的出征表情包和贴图刷屏技巧，通过各式富有特色的自我发挥和跟帖回复，迅速壮大了表情包大战的阵势。

四

理论总结

（一）网络社群的形成维续：媒介技术、话题事件与结构情境的关联耦合

本文尝试提出第一个命题性结论：

命题1：媒介技术与话题事件是网络社群形成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如果行动者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与当下社会结构情境关联耦合的独特互动模式，那么网络社群的形成建立就越容易成功，社群的生存维续能力相应就会越强。

（二）网络社群发展的动力机制：身份认同、群体规范与社群文化的内生

我们对网络社群发展增长的内部动力机制解释总结为命题2：网络社群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通过身份认同与群体规范的建构机制实现，如果两者能够彼此强化并内生为一种社群亚文化，那么网络社群的自生活力和凝聚力就会不断被强化，从而推动社群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三）网络社群的演化变迁：结构分化、特殊事件与集体行动的催化

社群内部结构的分化所引起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规范变化，进而推动社群组织文化的更替，是影响网络社群演变的主要动力机制，由此我们形成本文的第3个命题：由于网络社群规模的迅速扩大，社群成员的异质性增强而引起社群内部的结构分化，导致社群原有身份认同和群体规范的偏移或失效，并因特殊事件或集体行动的出现干扰而催生新的社群身份或群体规范，随着社群文化的更新替代，网络社群的性质由此演变。

五

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基于对帝吧社群的形成、发展与演化的经验描述分析与因果机制的归纳性总结，我们在此尝试提炼出一个理论模型，作为本文的主体结论（见图1）。

（二）讨论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社群化生活已变为目前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重要客观事实（刘少杰，2017；周翔，李镓，2017），网络社群研究的学理性与政策性意义日益凸显。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对帝吧社群的案例追踪研究，一方面在经验上来回应主流媒体热议关注的“帝吧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并发展演变的，我们通过时间序列的案例描述分析，详实刻画了帝吧社群的发展阶段与性质特征，并揭示出了主要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我们试图对已有网络社群研究的理论视角进行拓展，从组织性和空间性的维度而非宏观的媒介变迁或微观的心理动机来解释网络社群的形成机制、发展动力与演变逻辑，提出了三个解释性命题和一个理论模型。

杨江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陈玲，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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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灰皮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