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球传媒学刊 

<被访者> James Katz教授

<翻译> 杨虹艳、杨颖

摘要&关键词
伴随可移动设备的广泛推广，社交媒体及其应用日益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际沟通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它的迅速发展与革新，不仅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形成并丰富了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甚至深刻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模式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除此以外，移动媒体及社交媒体的普遍使用，还塑造了包括视觉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中的个人身份认知，带来了用户群体间的代际差异与使用鸿沟等问题。2017年9月，美国知名新兴媒体研究专家James Katz教授受邀访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以上话题阐述观点与见解。

关键词：社交媒体；公民新闻；政治制度；数字鸿沟；自拍

被访者简介

James Katz教授现任美国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传播学院新兴媒体研究部门主任。在此之前，他曾在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任教，并享有该校最高教职荣誉。他的研究兴趣涉及社交媒体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新兴媒体包括移动媒体的社会影响、视觉传播的兴起与发展、自动化和虚拟现实穿戴设备等方面。Katz教授目前已发表70多篇同行评议的学术文章，出版著作The Social Media President; Magic in the Air: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Lif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Use: Access, Involvement, Expression; 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等，拥有两项专利。他现任国际上多家顶级学术期刊编委，获得过美国社会学学会2011年Ogburn学术生涯成就奖等诸多荣誉。除在学术界颇有建树外，Katz教授还曾在美国参议院及听证会、贝尔通信公司研究专利部工作，拥有丰富的业界经验。

2017年9月18日，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邀请，Katz教授访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并举办讲座。讲座中，金兼斌教授与Katz教授围绕“社交媒体影响社会和政治运作的方式和逻辑”这一主题展开对谈。对谈结束后，现场观众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向Katz教授提问。以下为对谈及问答环节的全部内容。

一

学术表达与概念辨析

问：首先和您探讨一下“新兴媒体”（Emerging media）的表述。中国学术界现在常用的表述是“新媒体”，英文为newmedia，在您的著作中您更多地使用“新兴媒体”，即emerging media，相比较而言，这样的表述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答：谢谢您的问题，您问我为什么选用“emerging”而不是“new”，原因有如下几个：其一，当我受波士顿大学邀请就职，负责他们这一项目时，他们已经使用新兴媒体（emerging media）这样的表述了。我当时想应该会有一个比新兴媒体这个术语更加合适的表达，但想来想去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我请教了一位品牌专家，可是我们思前想后，也没有找到能替代“emerging”这个词的更好的表述。相较于“new”，“emerging”的确有一些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譬如，20世纪50年代我们所谓的新景象或者新事物，到了2000年就不可能是新的了，而是变旧了。事实上，现在人们谈论的不是新媒体，而是媒体和旧媒体。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新媒体。其二，“emerging”含有不断更新、不断变化、不断改变的意思，我非常喜欢这种内涵，所以我想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说法。其三，这样的表述使我们可以研究媒介和其他技术，例如电信业。中国电信业在运行方面经历了很大的变革。一些学生包括我的学生，在以它作研究对象，研究社会如何变革时，可以将其囊括在新兴媒体的范畴内。另外，我今天把google眼镜带来了，它还处于试验阶段，算不上大规模的成功。它尚未运用到专门的如手术、机械等领域中，社交应用snapchat现在研发了新款，我认为它们最终都会成功。再如，过去多年来，人们不喜欢开视频会议进行视频对话，他们觉得这是令人不安的，但如果你总是这么想，就永远不会成功。当然，如果大家对这个概念有更好的表述，我非常愿意聆听。

二

公民新闻与新闻真实

问：您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on Social Networking and Citizen Journalism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Newspaper（《传播学视域下社交网络和公民新闻对传统报纸的挑战》）中，论断公民新闻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将对媒介产业和当代政治产生巨大影响。根据您目前的观察，所谓的“公民新闻”是否真的改变了现有的新闻实践和人们的新闻消费行为？您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存在哪些可能显著影响公民新闻充分发挥其潜力的障碍和因素？

答：我认为，从非正式的意义上看，公民新闻对美国人的生活影响巨大。这么说是基于市民（采用新兴媒体）记录各种社会行为的形式，这些行为通常包括警察逮捕、开枪及干预事务等。这些录像对社会运动（如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冲突）的减少和监管有利，这取决于人们看到由公民生产的新闻片段之后的行动力，我认为这种积极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另一个效果，也是令我很惊讶的效果，是正在出现的整合现象。十年前，当我们开始关注到微博时，曾有很多有着高质量读者群的微博。这些读者群渐渐地从当时那些微博转移到数量越来越少，但读者越来越多的微博中。对此，我们有许多理论是关于媒介（对社会的）影响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长尾效应。一端是数量庞大的、具有众多读者群的微博；另一端是快速增长的，（微博数量）越来越少，（而读者数量却）越来越多的微博，甚至还有减弱延长尾巴的趋势。我认为现在的公民新闻还处在中间位置，还不发达，要跟随互联网的领导思维。更广泛而言，互联网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它一方面允许许多小本经营、小规模运营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也培育了强大得多的商业，如阿里巴巴。互联网允许它们继续成长，几乎涵盖了所有事物。所以我认为公民新闻的生产大致会有这样两种。

最后一个维度是，对于不断增加的本土事件，人们恐怕不总是那么感兴趣。所以就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影响而言，你们会发现有更多机会让公民对本地形势进行探索，那些需要纠正的事情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对中国的情况不是那么了解，不确定这是否正在发生，但至少这样的操作技术是已经具备了。那么，现在是否已经建立监管制度对公民新闻发放许可？公民新闻的消费注意力何在？个人在进行公民新闻报道时会遇到哪些难题？这就是我对公民新闻的界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提升我们各地人民生活质量的良机就在眼前，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希望看到一些改变，尽管可能什么都没发生。我所说的是一个前景，而不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

问：以前我们很依赖官方消息源，最近几年社交媒体兴起并迅速传播，两者提供的信息有时候存在差异。例如，对于车祸等悲剧，官方消息可能说有一百人死亡，而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照片说有两百多人死亡。所以我想知道，在当下公民新闻兴盛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用户是否有办法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信息？

答：这个问题关乎“假新闻”和“真消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可信的？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因为作为非当事人，你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你必须依赖别人提供信息。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事实像是一场交易。你必须依靠另一个人获取信息，另一个人再依靠下一个。在这个程度上，无论你相信与否，他们会被认为是在持续给你提供好的信息，直到他们停止这样做。一旦政府缺乏信任，他们会被认为是在向公众撒谎，这很难掩盖。社交媒体可能会阻止政府说假话，但无论如何必须得有底线。一边，政府一直说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另一边，社交媒体说政府在说谎，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答案获取也不简单。这有点像科学研究，涉及科学的问题你需要确认，需要可靠性，需要可重复的多渠道验证，才能保证获得一幅真实的图景。

三

社交媒体与美国政治

问：您在2013年出版了The Social Media President：Barack Obama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 Engagement（《社交媒体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公民参与的政治》）一书，那是基于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如今已过去八年多了，当我们关注特朗普竞选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社交媒体总统”。和奥巴马相比，特朗普身上是否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答：选举结果出来之前，美国很少有人认为特朗普会赢，我本人也没想到。我认为他赢得选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的使用。奥巴马之前也经常使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不间断地发布各种信息，例如他为美国民众做了什么、为什么说在野党是不好的等。他很善于运用这些，由此引发人们广泛的议论和讨论。而特朗普使用Twitter发布内容的方式很不一样。他用Twitter哗众取宠，震惊甚至惊吓大众，干扰人们对话题的思考。作为领导者，这种社交媒体私人使用方法是非常“不总统”的。过去，如果政治领袖说了一些什么不得体或不合时宜的话，他们需要马上将它收回或者删除。但由于性格使然，特朗普的做法很过火，非常令人震惊，这使他在人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人支持他？有人会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当然这很重要，但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就是，你越出名，人们越有可能会选你。这不是我们理想的民主，不是我们理想的选举，不是选举的真谛，很可悲，这是人类大脑反应及心理特点。你听到某事越多，你越可能投它的票，这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你有可能是想选特朗普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可是你十天内每天听到特朗普的次数超过3000次，你就有可能会选特朗普，反之亦然。我刚才说的是不执着效忠任何人物的民众，他们的选举行为具有前述的特性。此外，社交媒体在选举中为特朗普和他的想法做了数以亿计的广告，希拉里则没有。据说希拉里为选举花费了上亿美元，她是民主党不可阻挡的候选人。当然她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人们经常说这两个候选人他们都不喜欢。不过要记住，希拉里最后是赢得了普选，她得到的票数比特朗普多。但根据美国的选举机制，特朗普得到了选举人团的支持。这是一种保障小州选举权益的机制，如果你们注意到美国的全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表述的是联合的州，而不是联合的人，你就会明白是不同的州（而不是人）联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根据美国宪法，州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政治体系组成部分。

问：我的问题是有关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我曾看过一个视频，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选举人团制度应该被淘汰，因为在过去，技术无法保障一人一票，但现在可以实现，那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一制度？您认为新媒体、社交媒体及新技术会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吗？

答：基于美国宪法的美国政体的运作以规范和规则为基础，防止疯狂的人在街上乱跑、焚烧或摧毁东西。美国的开国先驱们研读罗马、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历史，他们发现人民的巨大情绪在被释放时非常可怕，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套制度保卫道德规范，防止多数人暴力。他们做了很多决定，并花了数月时间探讨出最佳方案。我认为，选举人团制度堪称天才之作。例如，如果农村和城市人口数量差不多，城市人民代表其他人进行投票的话，那农村地区将会被拖累。尽管有机会选择一种方式取代选举人团制度，但我认为坚持这一制度是正确的做法。此外，政治参与者了解选举人团制度，他们需要举行实地的竞选活动。我认为，如果变革能使他们赢得胜利，失败者将会大力推崇变革。很少见到赢家抱怨规则，而允许其他人获胜。这对希拉里而言也一样，其实人性本就如此。由特朗普的胜选可以看出，社交媒体同样潜藏着深远的危险，因为它能够制造并传播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2016年的总统大选引发了诸多关注，其中也有传言关乎俄罗斯对选举的干预，尽管现在一般的看法是，那些因素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如果使用电子投票方式的话，病毒将有可能入侵各个环节。这让我想到了ATM存取款机，有些人建造假冒的ATM机，把卡插进去并取出来钱，并说如果卡丢了，他们会与你联系。40年后，我预言社交媒体投票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今，报纸、电视、广播走向衰落，我相信，当社交媒体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时候，我们会找到好的办法。

问：Katz教授，我从您的著作中了解学习到一些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观念和理论。我的问题与您在《社交媒体总统》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有关。我基本上完全同意您所说的，社交媒体在总统竞选中发挥了突破性作用。但我认为它在动员或组织公共协商方面实际上是无效的，即保持公众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思考、批判和讨论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基于话语过程、人际沟通和信息处理的一个很好的论点。忙于社会事务和协商的人可能会认为这项工作很费时且需要密集讨论，因此人际沟通受到限制，这也是社交媒体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杨国斌教授曾经用三个词来形容中国的社交媒体版图，即轻（低成本利润，lightness）、失控（wildness）和矛盾（ambivalence）。我个人认为这些词汇很好地描述了当今中国甚至世界的情况。如果政治领袖无法像预期的那样领导和劝说公众而是极具破坏性和颠覆性，那么下一步我们的路在何方？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有没有可能根本不参与如此严肃深度的协商呢？

答：您担心社交媒体是否难以深入推动政策协商。我在研究中发现，美国几任总统包括前任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经常使用社交媒体。当然也还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让我改变我的结论，即社交媒体不利于公共协商。那么，问题转变为，到底什么才有利于协商。我举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例子，大约在250年到300年前，这里是首批开创当地协商的地方之一，权力被下放，最终便利美国革命反对集权。但是社会上很少出现整日探讨事务的知情公民，危险使之非常罕见，其中的原因还有很多。为了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人们不断地辩论、开会、发表文章和声明。现如今，人们在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争论。然而，这种参与也让人回避，原因之一是很难将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完全分开。正如希拉里在竞选失败后，认为选举人团制度是个坏主意。我推测，如果反过来，她可能就不会这样说，即使她不是总统，她也不会反对选举人团制度，当然这不太可能。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很多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即你如何做决定？有一些哲学家可能建议不需要人们去协商审议。我认为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建议并不好。美国宪法基于个人不能为自己谋利的原则，无论是反对或追求什么，人们都需要将自己的利益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就是分权与制衡的天才之处。最高法院负责司法，国会负责制定法律，总统负责执行，通过相互制衡来推出好的政策。现在特别是在学术界看来，完美的理想的政策很难实现，但我认为，不丢失希望和梦想，通过临时的理想主义结合实用主义，着眼于现实，是我们一步一步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

四

文化认知与社会形态

问：在您关于自拍的研究中，您认为“自拍作为一种对话，构成了当代文化中视觉传播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在您看来，自拍只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自恋表现，还是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您觉得像自拍以及在微信上发朋友圈等行为，将如何影响人们对个人社会身份的认知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方式？

答：五十年前，人们愿意的话，可以用当时的相机来自拍，但人们几乎不曾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镜头、非常精致的相机可以进行自拍，现在人们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语音发布内容。这些都和个人有关，通过视频获取人脸，这很特别。可视化组件是很有趣的，更不用说可以自己操作了。人们当然喜欢把自己置身于令人兴奋的场景中，譬如，“我现在在长城”“我现在在故宫”，诸如此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个人交流活动中能力强大，尤其是用眼睛。我们的大脑在同一个距离里更容易辨别眼睛。也就是说，我们喜欢看人的眼睛和脸并做出辨别。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拍是一种强调个人多面的技术。我刚才谈到人们在某种场景里拍照，这就是将你个人放在一个产生信用的情境中。自拍证明了你要去参加一场大活动，你和一群人玩得很开心，这就是你的生活。我在研究中发现，如果你正在和一个人交往，自拍可能会使你们的关系变得糟糕。自拍后，你可能会变得自恋，看着自己的美照，你会觉得自己很好，在收获了很多点赞以及赞美的评论后，你的自我感觉也会非常好。这时，当你的伴侣让你做煮饭、收拾房间这类的家务事时，你就会不屑一顾。这是我们发现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和伴侣两个人在一起自拍，你们的关系则会随着时间愈加巩固。现在的技术使我们可以成为“国王”“上帝”或者非常有能力的人，使我们可以完成百年前人们无法做到的事。

问：一般而言，媒体使用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为更多的人赋权，或使他们有更多机会改善生活品质和职业发展路径，但也可能使人们沉浸在娱乐之中，以至于产生不利于职业发展的负面结果。就您对美国年轻一代的观察，哪个趋势占主导？

答：我自己正在上高中的孩子，他们上网主要是玩游戏。在上学前花几个小时玩游戏，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害的。我先谈谈中国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然后再说美国的情况。根据我的统计，今年（2017年，编者注）上半年，中国人在社交媒体上花了398亿个小时。结构工程师曾经帮我计算过，在埃及建造一座金字塔所需的劳动力，以及398亿小时可以建造多少座金字塔。假设算进去每个使用社交媒体的中国人，结果是可以建109座金字塔，当然我无意真的这么去做。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可以接触新事物、新想法等。现在在美国，人们除了花时间玩游戏、看电视剧外，应该做些真正有益的事，例如收看网络教育视频、登陆免费教育站点等。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到一些东西，提升所谓的软实力。我知道相比较娱乐片，没有太多的免费教育资源。总的来说，这是人们真正应该选择的，而不是那些不好的资源或可恶的谣言。可能最好的做法是把资源上传到网上，人们再下载。

问：随着移动传播日益成为主流，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提出的“网络社会”已呈现出另一新维度，即移动的网络社会，这是您在Handbook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移动传播研究手册》）中提出的概念。您能否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尤其是与Castells曾经提出的“网络社会”概念相比，这个概念有何独特之处？

答：我从Manuel Castells的著作里受到了很多启发，读他的书让我很享受，他对我的著作也颇有贡献。一方面，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移动化了，也就是说，地点不再成为限制人们获得信息和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在出现的移动商业、移动传播，我们都觉得很好。不过，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需要追溯的问题，即自拍作为一种对话和交流方式，也就是说，图片被用作传递各种不同的声音。现在，在某些场合中，我们只是通过发送图片进行交流，以此取代用语言来评价“你这张照片很好看”的表达。我们自己先发送一张图片，而对方则也用图片来回答。这是基于我们在美国的研究，我们有整场交流都是用发送图片来进行的，这表明图片蕴含着丰富内涵和交流能力。

回到移动社会这个话题，我认为我们忽视了很多新出现的具有创意的东西。我们都不够重视图片装饰的重要性。例如，Snapchat（阅后即焚）是美国Snapchat公司推出的一款照片分享应用，用户发送的图片会在发送十秒后自动消失。这个公司致力于这个领域，基本想法是人为制造稀缺。我再举一个例子，George Larenstein在我们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他准备了20部会在一个月后消失的影片，20部可供人们永久保存的影片。有多少人观看了那些可以永久保存的影片？几乎没有！那些会在一个月后消失的影片，人们几乎全部都看了。也就是说，那些会消失或者容易失去的东西，是人们最容易被激发去消费的，不论是电影还是图片。虽然我认为是这样，但是我忽视了它的市场潜力。

现在我们讨论另一种正在兴起的技术——虚拟现实。当人们戴上某样东西，譬如人脸识别设备，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的GPA成绩等。不管是否成功，我们会对他有所了解。Manuel Castells和我都关注隐私的内涵。当前，例如在中国上海，我知道一些人横穿马路（当然这是不被允许的），照片会被拍下来予以公开批评。

在美国，人们之前觉得要特别小心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比如你最好不要发布醉酒的照片，因为这有可能让你找不到工作。但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呈现出相反的势头。如果你在Facebook或其他社交网站上发了喝酒或者喝醉的照片，人们或许觉得没问题。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用Facebook，人们则会有所怀疑。例如，在波士顿的法国领事馆，一位科学家谈到他想要在波士顿租房，但是房东查看Facebook后没有找到他。房东说，我不能把房子租给你，你可能是个骗子，因为我没有在Facebook上看到你过去的轨迹。这人说，那我开一个账号吧；可房东说，现在已经太迟了，我现在知道你有可能是个骗子。事实上这人是和法国领事（外交官）一起去的，但由于没有使用过社交应用，他居然租不了公寓。

五

技术属性与人机关系

问：您在著作中曾提到过“机器精神理论”（Apparatgeist theory），或者说机器具有独立精神和感情的可能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有过著名的论断“媒介是人的延伸”。现今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嵌入，是否会导致我们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范式发生变化，即在人与媒介间形成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答：我们在脑海里创造了机器具有的精神，我认为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IED（简易爆炸装置）导致了许多伤亡，为了减少人的伤亡，美军投放了很多小机器人（小狗）解除IED装备，去保卫士兵们的性命。但有一个例子是，当这些机器人出去执行任务解除IED时，敌军对他们展开疯狂扫描，一位士兵因此奋不顾身冲到战火中营救这些机器人，使他们免受敌军摧毁。也就是说，他非常在乎这些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被造出来是为了挽救士兵们的生命，而他却为了这些机器人愿意牺牲自己。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但从情感上，我们可以理解。日本有一款人工智能管家产品（随即Katz教授播放了产品视频），现在我们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也有自动回复、标准回复的一些功能，这是技术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关键在于人们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问：关于刚才我们观看的人工智能管家的视频，我想知道，这种技术长远来看是否会对使用它的人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例如使用户的社交能力退化？

答：有一点是，即便人们知道有一些信息是错误的，他们也有可能选择去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如果视频中那个人认为这个程序是真人，那么它就会被认为和人类一样有情感，可以帮助人们料理生活。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们对机器人的创造由来了如指掌。事实上，如果老年人拥有这些可爱的玩具陪伴，例如会移动的机器狗与他们互动，这是非常合适的，他们也会越来越依赖它们，甚至甚于自己的孩子。比起人，我们更容易将一个机器人伙伴留在身边，做一些辅助工作，例如帮我们取袜子，如果我们不喜欢正在播的电影，就帮我们关掉它。机器人的存在，还会让我们免于与外界的冲突。事实上，与外界打交道使我们有机会去审视自己，为自己设清界限，以至于不会疯掉，在社会学家看来也是如此。从周围的人那里获取反馈，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避免暴饮暴食或过度自大。这也是社交媒体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喜欢他人对我们的情感、想法和处境的反馈和回应。作为社会动物，我们喜欢与他人交流，这也是我们胜于其他动物的原因。

问：我们每天都在谈论大数据，但是当我们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们发现数据并不总是那么友善。例如，我们很可能被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上的数据所欺骗或影响，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我们无法处理或理解数据。请问您如何看待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在数据时代或未来，数据的主要价值是什么？

答：数据是抽象的，没有任何物质实体。正如在人类出现之前，也没有“温度”这一概念，在有摄氏度之前，也没有摄氏度的范围值，所以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对数据进行抽象。问题集中在：（1）谁在收集数据；（2）为什么要收集数据；（3）谁知晓数据收集这一行为；（4）谁主导了数据，有什么目的，在被销毁之前数据会留存多长时间。在欧洲，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互联网会遗忘”。如果你做出了些不道德的事，例如毁坏雕像，你的这一举动将被记录下来，通过谷歌便可以检索到。欧洲人会说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第二次机会，网上的这些信息会妨碍一个人找到好工作，这太不公平。还有很多原因，会致使这些数据被公开。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深陷其中是多么痛苦。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不真实的信息，发表过反政府言论或者辱骂过别人，即便一段时间以后，你已经完全改正过来，这些数据还有可能被收集起来用于针对你。此外，数据也可能有相反的用途，所以有必要设定一些规则来保护个人权益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那么由谁来设定？这又是一个非常棘手却需要被提出的问题。

六

公众接受与数字鸿沟

问：您在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Use：Access，Involvement，and Interaction（《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上网、参与和互动》）一书中提到，阻碍美国居民接触互联网技术的主要是心理和文化因素，而并非结构性和技术性因素。我对此的理解是，数字鸿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用鸿沟”取代所谓的“获取不平等”成为主要问题。考虑到新兴媒体的赋权潜力，您能否根据西方国家如美国的经验，为解决互联网渗透率相当高的国家（如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提出建议？

答：有趣的是，关注数字鸿沟的人，可能是那些对数字鸿沟不太熟悉的人。在美国，关于政治上活跃的人利用互联网做什么，有一个理想化的愿景。尽管有很多例外，我愿意谈谈一个普遍的现象。一般来说，低学历的互联网使用者在政治上容易被煽动，他们可能追求一种比官方更符合利益的方式。这是数字鸿沟关注的一个强有力的趋势。关注互联网和相关技术的人，可能会看一些无意义的娱乐节目，例如将馅饼扔在别人脸上。我关注的是，谁将真正服务于政治活跃阶级的利益或被互联网连接的人群的利益。当然，互联网访问曾被认为是属于有特权的人，现在它被认为很平常。我认为，未来通过互联网访问信息资源将很容易，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无论人们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富裕还是贫穷，健康还是身患残疾，没有理由不向他们提供技术，关键是他们利用技术来做些什么。我想起在美国做过的一项研究，当孩子们接触到互联网时，他们不是去学习几何、数学或语言，而是去玩游戏。当然玩游戏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相比较网上娱乐，需要有更具吸引力的东西。另一项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展的分组研究显示，无法接触互联网的学生比接触互联网的学生学习成绩更好，原因可能是他们不会被网上娱乐分心。我认为，使用互联网有很多好处，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访问，但网络上的一些资源致使用户被煽动。当人们观看娱乐节目时，他们会非常高兴，但如果他们被要求观看政治内容，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兴。创造一些令人满足的内容，将是网络可获取的目的之一，而并不仅仅是一些没有特别意义的娱乐。

问：您的研究比较关注青年一代和儿童是如何使用社交应用的，而我个人比较关心老年人的情况。在中国，长辈们也会使用社交应用，相比较年轻人，他们更关注健康信息，尽管一些信息被证实是谣言，或者说是完全错误的。我比较担心的是，两辈人很难就从社交媒体上获取和关注的内容进行沟通，请问在美国情况是否相同？

答：在我看来，中国中老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能力比美国的要高，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交应用程序更直观、更易于使用。因为不太了解信息来源于何处，他们确实非常容易轻信谣言。我觉得应该开通一些公众教育渠道，为他们解答疑惑，他们的孩子和所在社区的负责人，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他们共享信息。在美国，就有一些人专门从事谣言澄清工作。例如，如果有人说，服用抗生素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你应该每天都吃（显然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那么会有人去检测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并作出回应，比如让你观看一个短视频去了解实情。事实上，很多长辈从他们孩子那里学习使用社交媒体。我了解到，美国16岁以下的青少年中，有16%会给父母设置“地理陷阱”，就是说他们知道父母身在何处。曾有一个笑话是，孩子的父母发现他们的车钥匙被偷走，孩子们随时可以了解父母在何处，于是偷偷地请他们的朋友来家里玩、喝酒，当他们看到父母在回来的路上时，他们迅速把朋友送走，并把垃圾清理干净。

封面及内文插图来自网络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