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式守护:“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与实践逻辑
2021-02-21 15:41:54
  • 0
  • 1
  • 5

来源:质化研究 

饭圈“破圈”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粉丝研究新的研究取向是什么?也许下文能给你提供一些进入该问题领域的路径。请看下文:

作者:袁文丽 王浩

来源《现代传播》2020第12期

摘要

近年来,粉丝群体频频“出圈”,尤其在爱国性网络事件中,“饭圈化”颇有占据主流的趋势。国家危机中主流媒体的情感召唤是对国家之爱的召唤,而饭圈的偶像之爱是以“依恋”为情感根基,以“守护”为行动指南的。基于共情的群体想象、榜样看齐、互动创造、形象维护等,均是“饭圈化”情感的公 共价值所在; 而表达方式的萌化、扩散方式的日常化、辩护方式的弹性化是依恋情感介入公共参与的实践 逻辑。尽管媒介化的仪式“询唤”了积极参与公共讨论的青年群体,但不可否认,公共参与的理性传统在 与“饭圈化”进行着持续不断的角力。为避免陷入群体极化的危机,主流媒体应合理“连接”情感,有效进行政治动员。

关键词

粉丝情感;依恋式守护;公共价值;实践逻辑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不同于粉都(fandom) 按照粉丝群对粉丝分类研究 的传统,“饭圈”( fan circle) 的概念在描述边界变化如何塑造及再塑粉丝行为上具备更强的解释力。1“圈”与 Hills“跨粉都”的概念有相似的视角,都“不再将粉丝文化理解为一个既成的实质,而是将其理解为一段 复杂的、流动的、历史化的发展”2 。文化互融、技术变革、政治氛围的变化等,都在与饭圈的互动中再造粉丝生态。

中国语境下的粉丝研究呈现着由圈内到圈外的视角游移。这一方面源自本土粉丝身份的高度杂糅性和流动性,使得“圈 ”的边界因突发性事件或政治生态等原因被一再打破。另一方面,在技术可供性视角下,粉丝与社交平台、后现代消费文化之间的博弈也使得“圈”的界限不再取决于粉丝个体的意志。从“帝吧”和“饭圈女孩”的“出征”到“为阿中哥哥打 call”,再到新冠疫情期间备受争议的 “云监工”,粉丝不断驯化着新媒介技术为自身建构民族身份。3 在高度媒介化的爱国参与中,粉丝并非仅以“迷”的身份处理公共议题,尽管其符号调度依然极具亚文化气质,但因实践空间与互动对象早已超出圈界,所以亚文化框架下的“划界”机制亦不再奏效。

“饭圈化”的公共参与是互联网平台的话语行动主义。话语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话语背后又有着更深层的情感联结。之所以从情感的角度在“饭圈”与公共参与之间探寻连接点,一方面因为理性公共领域的传统让情感一度处于 “在场缺席 ”状态 ,而情感在网络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倒逼学界重思情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粉丝情感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两端,或者以内部视角深入粉丝群体对个体化的情感需求展开分析,或者以外部视角将粉丝情感化约为狂热和非理性而展开批判,交 叉视角下对粉丝 “出圈 ”与主流话语互动的情感研究则相对较少。在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网络公共空间中,意见的撕裂严重阻碍着公共性的重建。粉丝“出圈”并 非简单的“收编”结果 ,他们介入公共议题的背后是对国族共同体的追寻,而“共同体的核心是共同情感”4 ,因此重建共同体的诉求归根结底是对重建共同情感纽带的希冀。

本文将从情感的视角将“饭圈化”公共参与作为一个问题域进行思考。心理学的依恋理论是理解个体情感与亲密关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基于依恋对偶像崇拜的心理研究为我们进入粉丝情感开辟了通道,但当粉丝以同等热情参与到爱国行动和政治议题中,依恋便不再局限于特定个体间的情感。在厘清母子依恋、国家依恋与偶像依恋相互关联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偏好“圈地自萌”的粉丝为何要大规模加入公共事件的网络讨论? 是怎样的情感根基“组织化”了无组织的爱国粉丝? “饭圈化”的情感如何一步步介入公共参与?在剖析情感价值的同时,主流媒体该如何盘活情感资源?

依恋:国家之爱与偶像之爱的 “交集”

英国精神病学家 Bowlby 认为,母子依恋是原初的依恋(attachment) 模式。5 幼儿在与母亲的互动中会通过一系列本能的行为来获取关注,而母亲给予的不同 敏感程度的反馈则作为一种后天习得的知识,帮助儿童调整自身行为。Bowlby 的《依恋三部曲》还探讨母子分离后个体的焦虑与愤怒、亲人死亡后个体的哀悼 与忧郁,核心直指情感议题。因而依恋既是一种可见的实践,又是一种不可见的、抽象的爱。尽管 Bowlby之后的研究在求偶、伴侣选择、个体心理健康差异等方面进行了丰富拓展,但也因此与依恋理论的核心渐行渐远。6 重返 Bowlby 的原始概念,依恋的根本在于促进生存,而人的生存离不开群体的支持,无论是物质性的功能支持,还是文化性的情感支持。

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考察依恋情感,审视重大公共事件中“国家—人民”之间 的互动,有助于深入理解网生代尤其是饭圈青年群体的爱国实践。“祖国母亲”的隐喻是人民依恋国家的源头。基于血缘、地缘、语言、历史、民族记忆 等 “自然 ”因素 ,汇聚成统摄向“国家”的情感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个体的国族认同。2020 年“云监工”火雷工地事件中,应援、打榜等典型的“饭圈行为”,本质上是危机状态下对国家的依恋,无论其内核还是表现方式,均在饭圈的内部实践中建构、在饭圈的外部空间中操作并完成。因而,依恋既是国家之爱与偶像之爱的交集,更是从偶像之爱向国家之爱过渡的情感根基。

1. 依恋“祖国母亲”: 现代爱国主义的情感之维

“母亲”是一切话语的起源,是人类一切情感的源头,也是依恋所指涉的最初对象。Kittler在探寻话语生产的源头及其继承关系时指出,在“话语网络1800”中,“母亲”是一种与“自然”紧密相连的存在。7 从生物性的母亲(mother) 到意义生产维度的母亲们(moth-ers) 、再到自然化的、观念上大写的“母亲”(The Moth-er) ,“母亲”的话语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8 它在空间意义上与“家”和“故土”的不可移动性对应,在时 间意义上与“等待 ”和“永恒 ”的连续性呼应 ,在情感意义上既是情感依恋的源头又是情感回馈的终点。因而,社会建构的“母亲”话语在理念和情感上掌握着超验权力。

以“母亲”隐喻“国家”,是现代爱国主义话语修辞演化的结果。有学者在西方语境下考察“祖国”的概念史,发现其定型伴随着四种张力的历史变迁,其中父 亲形象与母亲形象是尤为重要的一对关系,“父亲威严、母亲慈爱,其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大革命便肇始于对父权统治的强烈不满,祖国最终成为在情感层面上包容所有人民、赐予幸福自由、唤起爱国热情的共同母亲”9 。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则以梁启超的思想为源头,分化出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两种路径。10 尽管围绕政治认同或文化认同的分歧由来已久,但“祖国母亲”的话语是现代爱国主义所达成的基本共识。

“母亲”的象征也让个体与国家间的情感联结回 归最原初的母子依恋。依恋无形中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力量接合,个体从作为 “母亲”的国家处汲取营养、建立安全感、形成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换言之,对国家的依恋既是功能上的依赖,也是个体自我实现过程中的情感支援。我国自古以来“家国天下”的传统理念建构了家国一体化的情感逻辑,对国家、君王的“忠”等同于对家庭、父母的 “孝”,在忠孝两全的道德准则下,爱国情感更多凸显自我牺牲、舍弃小我成全大我的宏大主题。而自五四运动以来,西式政治理念和话语体系被引进,国家的 “母亲”话语被生产,爱国的公共情感更接近对“祖国母亲”的“稳固式依恋”( secure at-tachment) 。

2. 依恋“爱豆”: 粉丝社群中的情感脉络

要理解互动背后的实践逻辑,必须重返粉丝社群中的情感脉络来探析粉丝情感的流变。青少年的偶像崇拜集中在14—18岁的青春期,该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叛逆、极力摆脱父母管束、追求新奇和自由等。幼时对父母的依恋转化成亟待逃离的情感,而追星使得青少年在逃离后的个体情感得以寄托。社交媒体模糊了前/后台界限,生活化的自我披露维系着明星与粉丝间想象中的亲密关系,也召唤着粉丝持续的情感认同。因而,粉丝群体往往具备高度的情感感受力,对偶像的视听消费本质上都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消费行为。随着粉丝身份的多元化,为数众多的成年人也跨进粉丝群 体中。他们在网络中的情感追寻,既折射着复杂的现实生存状态,也提示着倦怠社会下成年人的情感缺失。

就本质而言,粉丝的身份赋权来自恒久“为爱发电”的自觉性,粉丝经济的力量来自高浓度的情感和社交需求。成年人尤其青年粉丝群体对“爱豆”不再是 单纯的情感投射性依恋,更像是竞争氛围下的情感游 戏,可称之为“生产性依恋”( productive attachment) ,即粉丝在打投行为中获得情感补偿的心理体验。生产、互动、表达的欲望以及网络中的情感追寻,折射着粉丝的现实生存状态 。在 “自产自销”模式下,粉丝社 群的情感氛围得以巩固 。尽管依恋对象是 “爱豆 ”,但粉丝在情感游戏中成功地 “ 让 爱豆成为爱豆 ”,才是情感震撼的根本所在。换言之,作为情感团体的粉丝社群,在 生产性依恋的心理框架下,其行动的出发点就是“守护爱豆”。

提纯“依恋”: 饭圈化情感的公共价值

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对依恋情感的动员有助于将依恋从情感维度上升到功能维度,形成国家化解风险的民间力量。当这股力量来自网生代的青年群体时,其 “ 饭圈化”特质愈发凸显 。在批判饭圈乱象之余,对饭圈的爱国实践进行积极审视,既有助于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也有助于自反性地修正饭圈内部的越轨行为。

1. 凝结: 群体想象中的“我们”意识

基于对核心偶像的依恋情感,粉丝群体共享价值观并极易形成线上共同体,这与爱国性公共凝结中的团结 、忠诚等特质不谋而合。“迷文化 ”的核心特征在于群体成员有共同的迷恋对象,并在持续的情感召唤中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不同社群之间划界以重申“我们”意识,群体的价值观成为个体的信仰,对群体的依恋即是忠于信仰。反观爱国性的公共凝结,其情感根基正是忠诚(loyalty) 。事实上,现代社会以国家忠诚为普遍理想,其培养途径“主要是通过共享的体验 、集体记 忆、庆典仪式、传统、语言等等。当然 ,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使人身依附性的忠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度情感性的忠诚依赖” 11。对所属群体的忠诚有助于形成集体认同,而饭圈化的依恋情感恰好培养了粉丝对共同体的忠诚度。

2. 认同: 榜样学习中的“看齐”意识

不同于盲目崇拜的理想化追随,基于榜样学习的稳固式依恋情感,使粉丝在追星中不以自我淹没为前提,而是以偶像特质作为自身成熟的指标,这与爱国性公共讨论中的理性爱国主义不谋而合。稳固式依恋推动粉丝向偶像 “看齐”,进而促 进个体的自我完善。情感被“提纯”至爱国性公共讨论中,就不再局限于基于共同文化属性的情感依恋,而上升至政治属性的功能依恋 。在“云监工 ”火雷工地的 慢直播中,众多工地设备被拟人化,这种对物的崇拜从根本上说是对国家功能的依恋,它指向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动员能力。网友讨论中频繁出现的“基建狂 魔”“中国速度 ”等话语,蕴含着对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的赞誉。

3. 生产: 互动欲望中的“创造”意识

基于浪漫式依恋情感,粉丝群体强大的符号生产力( semiotic productivity) 在爱国性公共表达中具备原创性优势,是集体行动中的吸引力策略。粉丝对偶像的 理想化、浪漫化、绝对化的依恋情感,是其 “盗猎”创造的冲动源泉,正如 Jenkins 所言:“粉丝圈意味着某种特定的接收方式,在接受的同时接受意义的再生产。” 12 粉丝的消费所指向的是某种特定叙事模式,而符号化的对象是叙事系统的基础。通过操作共享记忆的符号来建立象征性的关系网络,可谓是 “饭圈化”背后 的基本逻辑。《那兔》系列动漫形象、“阿中哥哥 ”手绘等,都是传统共享符号的变体,体现了粉丝旺盛的创造力。

4. 抗争: 形象维护中的“组织”意识

基于对偶像理想形象的依恋,粉丝在维护偶像利益、争取偶像权益的抗争行动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其自主性、高效性、适度性与爱国性公共参与中的组织化要求不谋而合。全球化背景下的粉丝生态圈早已跨越国界,利用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为爱豆提高曝光率、吸粉、打开国际市场已成为宣传组、数据组、美工组的日常实践。而当爱豆形象与利益陷入危机时,反黑组的危机公关及话语抗争便会发挥关键作用。在自主高效地推进网络集体行动的同时,为防止“过度”( ex-cessive) 招致舆论反感乃至陷入自毁形象的境地,粉丝又会控制出镜或抗争的适度性。张弛有度的组织意识使得粉丝在维护国家形象中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民间外宣力量。

守护: “饭圈化”情感介入公共参与

新一代的爱国粉丝具有显著的双重属性,他们既 保持对政治议题的极大热情,又不断解构严肃论政的传统,将情感导向下的饭圈文化带入公共空间13。趣缘认同和国族认同之间的差异性,使得捍卫“次元之壁”成为亚文化内部不言自明的惯习。但一旦涉及爱国性议题,亚文化的抵抗色彩就会淡化,在沉默式抵抗外会出现一 种新型抵抗,可称之为 “参与式抵抗”,即在爱国性网络参与中构建以亚文化为根基的集体运作模式。要深入理解作为 “参与”的“抵抗”实践,有必要 借助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基于“情感—符号—仪式”14的共同作用来进行思考。

1. 萌化万物: “饭圈化”的表达逻辑

“萌”来自日本御宅族,曾一度标定着二次元文化的独特气质,并成为饭圈等小众青年群体在圈内共享的文化经验。与早期仅在趣缘社群中寻找同好、互相取暖 的“圈地自萌”有所不同,新一代粉丝群体主动将“萌”文化带入公共领域,以极富情感色彩的“萌系”表达参与讨论,并形成特有的饭圈化表达逻辑。

粉丝的爱国表达往往会从普通事物中提取“萌点”,并生产极具传播力的 “萌言萌 语 ”。“ 萌点 ”具有随机性和主观性,多借助媒介创设的情境,在头脑风暴式的共同参与下完成建构。粉丝追求的不仅是动漫中的虚拟人物及萌娃、萌宠等 “天 然萌 ”,还有严肃政治议题与轻松的网络文化之间呈现的“反差萌”。布尔迪厄认为趣味是“通过区分的举动建立或显示差别的配置” 15,基于趣味的文化消费是阶层斗争的场域,在有限的场域中,具备文化资本的群体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并以本群体的行为方式及文化偏好来界定何为“应然”。因而长期以来,饭圈的审美空间并未被纳入主流的社会期待之中。随着饭圈的边界被一再打破,爱国粉丝在微媒介平台生产新概念、阐释新意义的实践,既是反哺的自觉,更是为萌文化确权的体现。

2. 日常扩散: “饭圈化”的行动逻辑

借助社交媒体进行日常扩散是饭圈化爱国的行动逻辑,扩散共同体话语的经验得益于饭圈内部的长期实践。在资本逻辑下,粉丝从无差别的狂热追随者(follower) 变成偶像产业链上至关重要的创造者(pro- sumer) ,其一切生产行为都是消费行为,一切消费行为也同时是生产行为。

“日常”体现的是持久性和非刻意性。粉丝的爱国性参与并不局限于突发事件或纪念仪式中的暂时狂欢,而是将“守护阿中哥哥 ”内化为基本职责和日常行为。笔者长期观察新浪微博“帝吧官微粉丝交流群”发现,“帝吧 ”并非只有“出征”一 种行 动样态,粉丝会把外媒关于中国的不实信息、种族主义言论等转发至群内、共同 商讨对策,遇到客观理性的网民评论,则以点赞、转推等方式激浊扬清。“扩散 ”则体现了粉丝对网络舆论的精准把控。面对 2018 年奢侈品牌杜嘉班纳辱华事件、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纽约时报》等 国外媒体的双标报道、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Chinese Virus”甩锅事件等,爱国粉丝都利用国内外社交媒体快速炒热话题,而这种扩散行为本质上是以“舆论代惩”的方式守护祖国。当然,在饭圈化的日常扩散中,也不能忽视主流媒体在情感动员、舆论引导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3. 有理有节: “饭圈化”的辩护逻辑

针对粉丝跨媒介平台“为阿中哥哥打call”的辩护策略,已有不少学者做了相关研 究,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关注爱国粉丝在网络公共参与过程中的一种新现象——为粉丝身份辩护、为赋予饭圈群体认同的主流媒体辩护。当情感性的话语表达和刷屏式的集体行动遭到质疑时,粉丝摸索出了伸缩有度的弹性化辩护机制。

类似“能别把饭圈那套搬出来吗”的质疑,可高度概括网民对爱国粉丝的批评。“饭圈那套”指向粉丝原创的表情包、新词汇等极具饭圈特质的符号系统,也 包括话语表达中的情感化。如果只关注与饭圈刻板印象相符的信息,很容易在粉丝的圈内惯习与圈外行动间划等号。那么如何跳出这种单一视角呢? 微博的“评论中评论”功能为考察粉丝的爱国实践提供了新的观察点。

2020 年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主推框架 ”认可“云监工 ”的 粉丝打榜和昵称创意时,情感的重要性在于其既关联情绪又驱使行动。在情绪弥散的后真相时代,除了探寻公共领域中的情感线索,更需深入思考“情感如何建构了公众的主体性,微博下方的网民评论出现了 “顺从式解读”和 “对抗式解读”的分歧,热评下的二级评论区呈现了两种解读方式的交锋。笔者对二级评论区进行爬梳,发现网民的焦点是对饭圈娱乐化的否定、对官方媒体社会责任缺位的谴责,而粉丝在为自身合法性进行辩护时,主要将娱乐化转向对国人隔离状态下的人文关怀层面,即娱乐有助于缓解心理压抑,并认为主流媒体在以年轻化的宣传方式吸引网民关注疫情。因而,不同于饭圈内部的激烈互喷,爱国参与中的自我辩护是“peace &love”的弹性抗争,这种节制恰恰源自饭圈内部的规训机制。网上曾流传蔡徐坤粉丝的《ikun自我约束指南》,其中有对“ikun内部”的要求,也有对“路人及其他粉丝”的指导建议,明确提出“不卑不亢”“拒绝网络暴力”等行 为 规范。 事实上,比起饭圈内部的互动,粉丝在公共议题中的言行更为谨慎与理性。

情感的“连接”: 主流媒体政治动员的契机与对策

情感与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互动的,情感如何塑造了公众之间的交往关系,它又是如何与国家互动的”16等问题。传统的中国社会以“拟亲”来拓展交往范围,对情感的依赖实质上是人们彼此依恋的真实写照,且“情感的道德真实性往往成为比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更为强大的规范性力量,并驱动集体的政治参与”17 。

情感的复杂性在于其在公共参与中的独立性危机。身体不可见、身份匿名性及互动异步性等网络结构特征使极端情感的道德约束力降低,算法推送下的茧房效应又成为情绪感染和情感极化的温床,18 这在承载话语冲突和情感表达的社交平台上、在以情感劳动为基础的饭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情感作用的发挥是技术、资 本、政党、媒体等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丰富的情感投入使饭圈情感具备潜在的公共价值,但不加引导的饭圈情感又极易陷入极化而引发公共危机。如何盘活饭圈化情感使爱国性政治议题跨越趣缘的“圈界”,如何在情感动员与情感治理的双重把关中找准饭圈化公共参与的落点,如何引导依恋情感并在守护爱豆与守护祖国间建立连接,无疑是需要主流媒体思考的问题和着力的方向。

1. 打破想象的壁垒: 挖掘青年亚文化的情感价值

情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青年亚文化的基调情感也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得以稳固的。要建立情感的连接,主流媒体首先要打破想象的壁垒,提纯亚文化情感的公共价值。一段时间以来,饭圈等青年亚文化严守“次元之壁 ”,其政治参 与的消极性,部分归因于媒体的精英立场和社会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掌握话语权的父辈与热衷二次元、游戏、追星等的网生代之间,存在认知的分歧,所以出于抵抗的失落,青年在政治话题中的沉默一度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另一方面,将情感等同于非理性的武断认知,进一步阻碍了对亚文化实践的正视。主流媒体应挖掘亚文化的情感价值,正视亚文化群体的情感表这利用丰富的情感资源进行舆论引导,将主流价值观嵌入话语表述中,灵活设置相关议题。值得一提的是,粉丝在与偶像的情感互动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满足趣缘认同感及参与集体行动,看似局限于饭圈内部的情感实践,却能产生打破边界的情感动能。对主流媒体而言,这既是舆论引导的契机,也是网络治理新的切入点。

2.再造依恋场景:开放情感表达的环境

梅罗维茨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同情境中的角色选择及行为方式。19 诚然,媒介建构了人们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的“环境”,媒介技术的变革也不断在重塑情感群体的情感实践。而对于饭圈这样的青年亚文化,主流媒体开放情感表达的环境是青年实现公共参与的关键。新冠疫情中的“慢直播”正是通过营造时间共在的场景,为饭圈化依恋开辟了情感共享的场所。通过观看仪式化直播,个体的情感转变为集体情感,并在持续的互动中实现情感叠加。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政治动员,尤其在突发事件或纪念性的时间节点,要善于接纳情感公众并鼓励其参与纪念性仪式,从而强化情感共同体。在庆祝建国 70 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起“我爱你中国”“30天表白祖国”等话题,吸粉无数,阅读 量破百 亿、讨论量超千万,可见,新媒介技术为情感动员提供了良好契机。主流媒体要善于多方借力,在实现共情方面做足文章。

3在对话中传播:引导情感激发下的网络集体行动

巴赫金的“对话交际模式”启发我们,传播要有对话立场,要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倾听与理解他人是反馈与对话得以延续的前提和基础20。互联网中的公共参与,更需要以协商式对话为前提。尤其是情感激发下的集体行动,其诱发性因素往往具有突发性、冲突性、矛盾性等特征,极易加剧群体极化的风险。当粉丝“出圈”加入爱国性的政治参与中,主流媒体既要注重连接情感的共通之处,也要积极引导不同群体间的有效对话。兼重逻辑与情感的交流沟通,既要充分地晓之以理,也要巧妙地动之以情。事实上,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迫切想要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确立合法性的饭圈,都必须将对话作为原则及现实性策略,才能防止陷入自说自话、自我表演、自我诉情与自我感动式的狂欢之中。

“云监工”等粉丝“出圈”现象为深刻认识饭圈文化提供了新视角,促使我们从情感角度切入,借助心理学的依恋理论,在国家之爱与偶像之爱间寻找共通之处,在饭圈的组织化行动斯新一代粉丝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之间架起桥梁。随着亚文化的主流化“粉丝爱国主义”现象在中国的网络舆论生态中将成为一种趋势。面对这股政治参与中的年轻血液,重要的不是如何定义他们,而是要思考如何与其对话,如何以他们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味压抑与唱衰他们的情感,就可能阻断了一条理性对话的通道。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饭圈乱象频出的背后也有情感极化的诱因,发生于饭圈内部的斗争也存在演化为公共危机的风险。因此,对主流媒体而言,循着情感的主线进行传播与引导,既有助于政治动员和爱国主义宣传,也有助于抓住舆论引导和网络治理的良好契机。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