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华新 

来源：国际新闻界

正文

本文试图研究特定地域范围内记者在专业微信群中的话语互动，以及由话语互动所引发的同行间合作现象。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将这种同行间合作现象称为“记者联盟”，以此来表述他们话语的共同体特征、行为的合作需求与利益的一致性。现实中，记者们不得不形成“联盟”来对抗其他职业群体，维护群体利益。不同机构的记者在长期的话语互动和合作中，逐渐增强身份认知和共同体意识。

本文中的“记者”专指传统媒体的职业记者，不包括公民记者和新媒体记者等。因此，“记者联盟”指报纸、电视、广播这三种传统媒体中一线记者（其中也有少量传统媒体的网站记者）的共同体及其行为方式，包括其职业生存、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共通性，以及协同“作战”中形成的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此外，本文的“记者联盟”更多地指向自发的底层记者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突破了媒介竞争的惯性思维），以与自上而下组织化的“记协”相区别。

一

文献综述

（一）共同体与记者共同体

新闻编辑室（newsroom）之外的共同体（community）研究已有一些代表性成果。Zelizer（1993）将“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概念引入新闻学研究，她认为“记者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通过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共享话语和集体阐释而‘联合’在一起”。随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在“阐释共同体”的基础上研究记者的集体记忆。张志安、甘晨（2014）探讨了中国记者们对重大公共事件（如孙志刚案例）的集体记忆，将新闻界看作社会史和新闻史的阐释社区。白红义（2015）以对《南方都市报》的社会记忆为研究对象，讨论“记者如何作为一个阐释性记忆共同体来纪念他们曾供职过的新闻组织”。实际上，阐释共同体并不限于对集体记忆的阐释，它原本是一种以解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文本的意义并非它自己拥有的，而是来源于他们所在的阐释共同体的互动作用（Fish，1980：335）。本文所探讨的“记者联盟”现象与阐释共同体有一定关联：他们在微信群中对一些新闻事件开展阐释性的话语表达。但是，本文所研究的“共同体”并非仅仅阐释，它还要与新闻生产进行功能性结合，即从线上“阐释”延伸到线下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形成共同身份和利益。

本文所研究的共同体接近但不同于Wenger（1998）提出的“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概念，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学习和互动。Meltzer和Martik（2017）将这一概念进一步理论化，认为“实践共同体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共同处理某项事情，并分享他们对事情的忧虑和热情，而且在定期性互动中共同学习”。这篇文章聚焦群体行为，追溯“实践共同体”的兴起与应用，探讨边界性工作和元新闻话语的框架，同时运用媒体案例来揭示不同记者群体是如何形成“实践共同体”的。

（二）社群记者与网络社群

Carpenter等（2013）研究了在线社群记者(online community journalists)，他们认为社群记者是一个离散的群体，以不同的标签（如乡村、黑人、邻居）为区域特征，通过技术提供的信息平台使人们相互关联、相互合作，从而形成共同体。这些特征与本文研究的“记者联盟”有一定共通性，但“记者联盟”中的成员并非“社群记者”，因为他们发布信息的目的并非服务受众，而是帮助同行完成任务，成员之间并非单向的服务关系，而是交叉性的协作关系，为不同成员提供新闻源或新闻素材，终极目的在于共同开展新闻生产。当然，“记者微信群”或“记者QQ群”可以看成一种专业性的“网络社群”。

（三） 记者身份与记者阶层关系

陆晔和潘忠党（2002）提出了新闻从业者成名的方式之一——“同行认可”，即“正式”与“非正式”方式的相互渗透。记者在微信群中与同行的对话可看作一种“非正式”交流。这个社群中也存在着“非正式”的“大腕”，比如群主。这其实涉及到职业记者的身份问题，陆晔与潘忠党（2002）认为记者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专业人士，又是媒体组织的雇员；是专业群体的成员，还是公众人物。记者在微信群里面的互动，也是多重身份的：同事、同行、朋友、专业人士，甚至异见人士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这个“微信群”的话语呈现着组织内外、行业内外和体制内外的不同特征。职业记者在微信群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与正式报道之时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同的场域对他们的话语有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本文主题衍生出来的次级问题。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某一深圳记者微信群。该群为深圳本地最大的综合记者群（深圳同时还存在各种栏目群、财经记者群、深度记者群等，但在成员数量和类别数量上均不及该群）；其成员覆盖了各种传统媒体类别，年龄结构也较为均衡（70后、80后和90后占比大体相当），同时还包含了突发型、调查型、财经、时政等多种类型的记者。更重要的是，该群虽然是一个本地社群，但同时也包含了大量的外地记者（本地驻站）。这些外地记者所属机构包括央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广东电视台、南方都市报等省级媒体，以及国内其他重要的城市。鉴于以上特征，本文将该微信群视作记者群体的一个缩影，观察他们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技术平台加强新闻生产合作。群成员“基于本地但又突破本地”特征为该群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如上所述，该群设置了地域限制：成员必须是本地媒体或在深圳本地驻站的外地媒体，但不能是海外媒体。此外，该群还有一定的职能限制，即只对一线记者（包括文字和摄像）开放。虽然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时向新闻机构管理层、编辑、主持人、技术员等媒体从业人员下发记者证，但这些非一线记者均被拒绝入群，这种职能限制将该微信群的功能局限于采访、写稿、拍摄等新闻生产的核心部分。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采取网络民族志（包括社区观察、在线访谈和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该微信群进行了300余天的观察和记录，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记者的微信群互动建构了怎样的身份？

2.“记者联盟”处在怎样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

3.“记者联盟”是否带来媒介伦理的挑战？

三

记者微信群的功能与身份建构

（一）“深圳记者微信群”的整体观察：成员身份、对话风格和话题特征

根据罗伯特·V·库兹纳特（2016/2010：41）对线上社区参与者的分类标准（即新手、混合、信徒和行家），本文对该群成员进行了粗略归纳：新手成员约180人，无论线上或线下他们与群体都缺乏紧密联系，对业务探讨和资源共享无甚兴趣，基本属于“潜水者”；混合者约70人，他们是社区的友善者，与社区大部分成员保持强关系，经常调侃式地参与话题探讨，但不愿意参与信息分享或无资源提供分享；信徒约130人，他们与社区成员只有浅层联系，平时不愿意参与空洞和休闲的话题探讨，只在诉求、求证和提供资源的时候出现；行家成员约30人，他们与其他成员无论在线上和线下都是强关系（即朋友），并对新闻资源共享有深刻认同，这类成员在微信群对话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人群。

（二）“深圳记者微信群”的主体功能

微信群成员的不同类型也暗示着功能的多样化：一部分人在微信群中对新闻生产的贡献最大，比如经常进行业务交流和信息分享的“行家”，一部分人对新闻生产虽然没有直接贡献，但营造了“共同体”氛围，重塑了同行间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比如“混合者”，在网络社区中经常被称作“交际花”（库兹纳特，2016/2010：41）。鉴于对群内对话的观察，可以从功能性贡献和功能性障碍两个维度来分析“深圳记者微信群”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1.功能性贡献：现实层面的业务合作

信息分享是该微信群的一项主要功能。根据观察和记录，微信群的信息分享功能在数量上最多，至少包括：选题信息分享、采访对象信息分享和采访内容信息分享等。在某些情况下，微信群成员不仅互相提供采访对象信息，而且还能在采访对象的选择上进行浅层次交流。信息分享伴随着经验交流，从而同行之间进行的功利性学习也经常发生，对于刚入行的记者来说，每天都在开展鲜活的案例学习，在这种氛围中能轻松获得采访经验、写稿经验和拍摄经验。从这一点来看，信息分享这一部分功能与上文提及的“实践共同体”有共通之处。资源整合也是该微信群的一项重要功能，这种功能更多存在于摄影、摄像记者同行之间。从300余天的观察来看，“深圳记者微信群”的功能停留在现实层面的功利主义合作与需求满足，缺乏理想层面的行业共鸣。

2.功能性障碍：理想层面的思考缺位

调查记者提出过三项困境：“严苛的新闻管制环境、较高的新闻职业风险、不尽合理的薪酬体系”（张志安，2013）。实际上，在笔者的在线访谈中，很多与本文作者关系较熟的记者表现出同样的职业焦虑，但是，在“新闻整合微信群”的聊天中却充满了相互戏谑的欢乐氛围，在线访谈与微信群的话题指向呈现出两个极端。特别是“混合者”成员在微信群中起到的调节气氛功能，这种氛围完全掩盖了记者们的职业焦虑。

为什么该微信群未能成为职业记者们表达职业焦虑、探讨职业出路、共商职业理想的一个平台呢？一些记者在访谈中透露两点原因：其一，微信群中成员太多，不便进行深度交流；其二，微信群中的活跃成员（即“混合者”与“行家”）大多数为毕业三年左右的90后年轻人，他们对新闻职业尚无深切的体悟，对个人发展也未有成熟的思考，而资深记者们则一般选择沉默（即“潜水者”），或只在具体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时出现（即“信徒”）。

在现实层面业务合作时，成员之间仅仅提出一些具体操作要求，如记者们在分享新闻图片时，拍摄者会提示“某某未成年人在发稿时最好打上马赛克”，但较少有关于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想等精神层面的深度交流。在一般情况下，微信群中的成员关系融洽，氛围和谐，较少出现“专业辩论”。微信群中发红包、发表情包、发段子，以及互惠互利的信息分享所制造的欢腾假象掩盖了职业记者的焦虑与记者职业的危机，更阻碍了记者们对专业精神的继续思考。

（三）职业共同体：针对不同行业的集体意识

在长期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中，微信群中的记者同行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共同体，他们绕开了新闻理想、新闻专业主义、个人发展思路等精神层面的探讨，但却极其关注现实中的职业生存，比如在微信群的不少对话中，记者们不关注某种报道方式会不会侵犯被采访对象的权益，但更关注记者采访中会不会被打，甚至在公关性质的选题分享时还会在群里标注采访的“车马费”金额（一般而言，“车马费”话题是很少在有陌生人的公共场合提及的）。在这种话语体系中，“记者”的身份等同于任何一个以生存为底线的普通职业。

通过微信群中的对话可以看到，记者在采访时代言的“公共利益”已成为一个虚化名词，其本身不具备说服力。在这一背景下，记者群体的权益也可以被看作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而时常发生的记者与民众、企业或职能部分之间冲突事件，更能刺激记者们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我们观察到记者们的焦虑情绪，但与上文所讲的为职业未来发展和专业伦理的理想焦虑不同，这只是关于职业生存的现实焦虑，他们所形成的职业共同体在这种“兔死狐悲”的现实焦虑中显得更为牢固。

（四）阶层共同体：针对“管理层”的对抗性意识

“深圳记者微信群”中的成员全部为新闻生产线上的一线员工，处于职业生态链的底层（该微信群拒绝制片人、主编、总监等管理层加入）。因此，除了记者的职业共同体认同之外，该群还存在强烈的阶层共同体意识。如果说职业共同体是针对记者以外其他职业（如医生、教师、警察）而形成的同盟，阶层共同体则是针对媒体管理层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微信群成员交流时常表现出针对管理层的对抗情绪，可以从显性和隐性两个维度来观察这种阶层对抗。微信群中的成员们游离于传统组织逻辑（所属的新闻机构）之外，试图脱离纵向层级的不合理约束，而转向非正式的组织逻辑（自发、自下而上组建的阶层共同体），前者是一个纵向的新闻生产流水线，后者则是横向的新闻生产发酵器，在这个容器中，新闻源、新闻价值均能得到传播和确认。这种转向并非随意的或无理由的，而是以利益为基础的。

四

“记者联盟”的社会与媒介环境分析

（一）社会环境：来自不同阶层的敌意与不信任

职业共同体与阶层共同体分别对应着新闻实践的专业逻辑与组织逻辑，这也是这个代表性的微信群可以被视作“记者联盟”的社会基础。从外部的社会依赖来看，记者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受访者表示，“无证上岗”在地方广电和报业中属于普遍现象，但随着记者的地位跌落，社会对记者的信任感也随之下降，对“假记者”的忧虑增强，因而在接受采访时要求记者出示证件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记者无法出示记者证的情况下，记者与社会之间的不信任感继续加深，特别是舆论监督的题材中二者甚至出现对立，社会动辄给“无证记者”冠以“假记者”名称在社交媒体中传播，权力群体对记者的敌意和底层社会对记者的猜忌之心越来越严重。至此，记者群体一方面得不到政策支持，记者证发放渠道不畅通，记者与管理层之间的隔阂加深（因为他们认为是上层的故意刁难或不作为导致他们无法领证），另一方面得不到社会理解，无法向社会解释“无证上岗”的窘局，在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联盟”无疑是记者自我救赎和自我安慰的路径。

（二）媒介环境：“独家报道”的式微

“独家报道”是新闻机构之间相互竞争、抢先发稿的产物，在“独家报道”的生产模式下，记者与所属机构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隶属于不同机构的记者之间则处于提防和猜忌的敌对关系，需要时刻防止信息泄露，做到严格的商业保密。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不再拥有对新闻源、传播渠道和发布平台的垄断，大多数在公共场合发生的新闻事件，第一时间发布的往往是目击者的手机，而不是职业记者，而且更多时候，职业记者还需要从社交媒体中寻找新闻源，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独家”优势。对“独家报道”理念的抛弃是“记者联盟”得以形成的行业基础，新媒体促成了传统记者们放弃“独家”而追求“联盟”，但“联盟军”与新媒体的竞争却仍然存在。依据上文的阶层共同体逻辑，“独家报道”即使对新闻机构（组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记者个人而言收效甚微，作为一个与管理层相抗争的阶层，记者们不会考虑组织因素，至少可以说，提升所在单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会成为记者们争夺“独家报道”的动力。

五

“记者联盟”的媒介伦理反思

（一）社会层面的伦理反思

1.记者的底层抗争与民粹主义倾向

在现实生活中，记者们又面临着各种生存困境。由此，在底层记者的微信群中，可以观察到一种“反精英”的情绪。表现之一是时刻声称自己代表公共利益，但这种公共利益往往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现之二是对权力群体和精英群体表现出不屑或不满，包括对新闻机构管理层的不满情绪。表现之三是容不下社会名人和精英对记者群体的批评，哪怕是就事论事的客观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行业底层的记者们在微信群中的言论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倾向。微信群中的职业记者似乎不爱讨论新闻理想、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对职业的长远思考，缺乏核心价值，他们更愿意关注当下业务和解决实际问题；记者们受到了来自社会其他职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强烈冲击，并感受到了职业危机，“联盟”是应对危机的一种反应。作为一个职业共同体和阶层共同体，松散的非正式组织形式得以形成，这是对组织化的新闻机构和“记协”的补充，但民粹主义情绪的助长却有悖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新闻伦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闻职业作为社会监督主体的正常运作，破坏了这一群体与社会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之间的共存与共生。

2.“一致对外”的阶层共同体与社会道德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记者这一职业与医生、城管等职业一样，都是服务社会的身份，其本身并无特殊性。但是在社会接触和职业磨合的过程中，后者的社会关系比较单一，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具有针对性，比如医生面临的是针对患者的“医患矛盾”，城管面临的是“城管—小贩”矛盾，而记者面临着与社会各阶层的接触与磨合，上至政府官员、学者、律师、企业家，下至基层公务员、公司职员、小贩、农民工，特别是在舆论监督类的报道中，报道者与被报道者处于一个紧张而对立的关系。可以说，作为一个阶层共同体，记者的社会关系是具有特殊性的，他们的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接触面也是较为广泛的。

通过上文可知，作为阶层共同体的底层记者在与社会的摩擦中形成了“一致对外”的氛围，特别是在本文所观察的微信群中，这种“一致对外”的负面情绪虽然仅仅包裹在阶层的圈子之内，尚未对外界释放，但由谩骂、讥讽等极端手段酝酿的社会能量已经触及了职业道德，而且微信群“私议”情绪影响到新闻生产的组织行为中，比如文稿和视觉材料上采用修辞策略，主观且隐性地制造社会仇恨，当记者在工作中将这种“一致对外”的仇恨情绪刺激到社会各个接触面时，职业道德便转换为社会道德。在本文的在线访谈中，大部分受访记者表示自己从前几年的“无冕之王”变身为“新闻民工”。依照这种逻辑，“一致对外”的阶层共同体所表达的职业情绪不仅仅是对职业道德的冲击，更是对记者的社会道德的考验。

（二）媒体层面的伦理反思

1.职业共同体与“新闻真实”之矛盾

由上可知，底层记者的战线同盟不再争抢“独家报道”，而是在整个新闻生产环节中共享资源。因此，记者的共同体将带来新闻作品的“一体化”现象，即整个新闻界在理论上有可能出现素材雷同、意见统一的倾向，差异化和特色化从而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同行的先天信任感导致记者无需对素材和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监督和考证。当一家新闻机构报道假新闻之后，整个新闻界尾随其后报道同样的假新闻。

作为一个共同体，记者之间的相互引用已成为事实，其逻辑基础是对同行获取新闻材料的真实性的默认，这种“引用”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媒体间相互转载，媒体转载属于组织行为，而记者的私下引用则属于个人行为，并且不会标注来源，从对新闻真实的考证而言，个人行为是更具有隐蔽性的。杨保军认为在新闻传播中，人们经常面对两类新闻，“一种是‘话语新闻’，即新闻陈述的、再现的只是某人说了某些‘话语’，至于这些‘话语’描述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从新闻中无法得知；另一种是‘实事新闻’，即新闻陈述、再现的事实在客观世界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杨保军，2006：89）根据杨保军的观点，作为组织行为的媒体间转载属于“话语新闻”，或称为“闻录真实”，即在传播中告知消息来源，暗示报道事件并非记者亲历，但作为个人行为的“记者间引用”则突破了“话语新闻”的传播约束，对消息来源和记者是否亲历采访都没有交代。

2.“个人联盟”与“组织竞争”之矛盾

当代媒介环境中，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已是不争事实，并勾勒出一个媒体版图，即统一阵容的传统媒体和以“自由分享”为理念的互联网针锋相对，并很难在短期内分辨胜负。这种阵容给人制造一种假象，即不同的传统媒体机构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消失。实际上，所谓的“独家报道”的式微只是内容融合的产物，作为组织行为的传统媒体机构之间在人力成本、设备成本和广告利润的核算上的竞争仍然存在。

因此，记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等个人行为与他们各自所属的组织利益是完全相悖的。记者在微信群中为他人提供新闻报料或采访信息之时，他们处在新闻生产的源头，对于被提供信息的新闻机构而言，这些记者为其提供新闻“半成品”，他们也变为“报料人”身份。然而，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职业报料人的信息与“半成品”都有一定的经济价格，但同行们的无偿提供则打破这一市场规律，对于记者所属的组织利益而言无疑是不公平的，也从行业底层破坏了组织竞争的生态平衡。在这一问题上，记者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个人联盟”与所属机构的“组织竞争”，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其根源还在于共同体行为的排外和对抗倾向。

六

结论与思考

鉴于成员数量、平台类别、年龄结构、成员形态、地域范围等方面的考虑，本文所选择的“深圳记者微信群”在一定程度可以看作是地方性记者群体的整体生态。该微信群有别于以集体记忆为基础的阐释共同体，而是在现场层面进行常态性的合作，不仅仅是话语互动，更多的是为新闻生产进行实实在在的互助，并在长期的互助中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偏好，近似于一种新闻界的实践共同体。

通过300多天的观察可以发现，该群中的新闻生产互助已经融入了绝大多数深圳区域媒体的新闻生产程序之中。在此期间，记者们建构了共同的与职业身份有关的集体意识，与其他的职业身份相抗争，同时建构了作为“底层”的阶层身份，与新闻机构管理者相抗争。当然，这些抗争话语并没有凭空地虚谈新闻理想或专业精神，更没有深入交流媒介伦理或职业的未来发展，这些抗争话语均是依附于新闻生产的每一个具体案例，由这些案例衍生出的就事论事的互动与交流。

因此，本文始终认为，该微信群的存在形式与共同目标均是围绕着新闻生产而展开的，记者们在“新闻一线”上统一战线，利益一致，攻守同盟。“记者联盟”虽然是个松散的共同体形式，但在整合资源方面却有着强大的能量。本文也认为，“记者联盟”的出现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社交媒体既为记者们的联盟提供了技术条件，也胁迫他们协同合作，联手对抗新媒体。当成气候的“记者联盟”在一个区域大规模出现时，我们有必要思考其伦理后果。本文从社会伦理和媒介伦理两个角度切入，观察到了其民粹主义倾向、“一致对外”的社会后果、对“新闻真实”的破坏、对组织伦理的挑战。当然，其伦理后果肯定不止这些，我们可以在未来的调查研究中继续观察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