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重建巴比塔|作者：孙瑞祥

虽为一面之缘,却长久念兹在兹，此话用在我身上十分贴切。那段发生在1982年春季的难忘记忆就印证了这一点。

在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上，有一位扮演“布道者”角色的关键人物，他就是美国传播学“鼻祖”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1982年4月至5月间，施拉姆由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陪同访问中国，先后到访广州、上海和北京，开启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余也鲁言）。机缘巧合的是，当时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即将毕业的我，有幸在自己上课的教室里与这位传播学大师面对面，并且给他拍了照。学生时期的这段难忘经历，使我和我所在的“7813”（复旦大学新闻系1978级序列号）群体成为传播学中国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

2017年是施拉姆访华35周年，也是他仙逝30周年。在这一特殊时刻，在中国传播学兴盛蕃昌的今天，在这一问世不久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平台上，回忆并记录这段与施拉姆的一面之缘，别有一番滋味与意义。

其实，在见到大师本人以前，传播学以及施拉姆本人的大名我们已有耳闻，这应该得益于我们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近水楼台先得月。

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建于1929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名仰海内外的新闻教育机构。早在建系之初，第一任系主任谢六逸教授即提出“期与国外大学新闻学科媲美”的办学目标。1935年，新闻系举办“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33个国家的2000多种报纸，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复旦大学老校长、著名教育家陈望道教授于1941年出任新闻系主任，把“好学力行”作为系铭，并由他发起创办“新闻馆”。“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这副对联，一时间名闻遐迩。能够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不知是多少年轻人的梦想。我们这批1978级大学生是幸运的。作为“文革”后首次全国统考招录，全国有近六百万人参加考试，只录取了二十七万人，其中就包括我们7813班六十一名幸运儿。

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大学时光的珍惜，使同学们入学伊始就一头扎进图书馆、阅览室饱读群书。我清楚地记得，在新闻系资料室书架上陈放着一套1956年创办的介绍国外新闻学研究成果与动向的内刊《新闻学译丛》。我从其中刘同舜和郑北渭两位老师当时发表的文章中，第一次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群众思想交通”。这是介绍有关Mass Communication的文章，当时这个词汇被译为“群众交通”或“群众思想交通”，这应该是我见到的国内最早介绍传播学相关知识的文章了。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记得我的恩师丁淦林先生当年曾提及，我们的系主任王中先生早在1957年初就在课堂上引用过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知识。但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传播学译介工作被迫中断。1977年后，随着高考制度改革和学术研究的回归，传播学研究逐渐得到复兴。就在我们即将进入大学之际，1978年7月，郑北渭老师在系编《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上发表了翻译文章《公众传播工具概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同年11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2期又刊登了陈韵昭老师译自美国传播学家埃德温·埃默里的文章《公众传播的研究》。1981年6月，居延安老师完成了国内首篇以传播学为题的硕士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并通过答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陈韵昭老师为我们班开设了介绍西方新闻学、传播学的选修课程，1981年她在系编《新闻大学》上连载《传播学讲座》，深受同学们欢迎。王中先生和葛迟胤先生在给我们开设的新闻理论研究课程上，也提到过一些传播学知识。

追忆这段历史是要表明，作为新闻学专业学生，我们从1978年入学伊始就开始接触了解传播学，对施拉姆其人其事也有了一定印象。但在改革开放之初那个特定年代里，我们从未奢望有一天能亲眼见到这位大洋彼岸的传播学大师。

施拉姆此次破冰之旅，源自当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电化教育讲习会”。1978年我国电化教育重新起步后，教育部组团到香港考察。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参观时，传播系主任余也鲁教授介绍了传播理论、媒介与教育的关系。同行的广东省高教厅领导深受启发，随即邀请余也鲁到华南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余教授欣然接受，并提出到美国邀请他的老师施拉姆一同前来。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师生二人终于成行。

1982年4月21日,时任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传播研究所主任的威尔伯·施拉姆携夫人和余也鲁一道来华，在广州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全国“电化教育讲习会”，主要介绍现代传播和媒体教育。施拉姆的“教育传播理论”不是在美国,而是首先在中国公开发表,之后又在余也鲁教授协助下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传播理论”。不曾想，此次讲习会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上海和北京。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随即邀请他们访问上海和北京。几经商讨，他们最终决定延长留华时间至5月初，这就促成了我们与传播学大师在上海的一面之缘。

这里要记录一段小插曲。人们常用“宣伟伯”来称呼施拉姆，很多人只知道这是余也鲁先生给他取的中文名，但取名的具体由来和寓意却鲜为人知，我也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找到相关说法。在我的记忆中，余也鲁先生是向我们做过解释的。余到美国邀请施拉姆一同访华，启程前他对老师说，我们要去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们拥有悠久的传的历史。但是在汉语中并没有“传播”这一词汇，对传播学概念更是陌生。作为传播学家你要去中国演讲，必须让他们能够产生亲近感，给你取一个中文名字便于交流。施拉姆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余也鲁说，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与传播的含义最接近，那就是“宣传”，你就叫宣伟伯吧。也就是说你是在宣传研究方面的一位伟大的长者（施拉姆来华时已75岁高龄）。我听说他中文名字还有一个写法是“宣伟博”，意为施拉姆是在宣传研究方面的一位伟大的博士，这也是说得通的。之所以我对余也鲁讲的取名字的故事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我就在想，他们不愧为研究传播学的大师，取名字本身不就是一种传播的行为和艺术么。

施拉姆一行在复旦大学主要有两场学术活动，一次是在4月29日举办的大型报告会，在一个可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进行，我看到有学者在文章里对此次报告会有所提及。但事实上在报告会以前还举办过一次小范围座谈会，似乎没有文章提到过这次座谈会，我借此机会做一个补记。

我班同学李晓露对施拉姆复旦之行至今记忆深刻。据他回忆，那次座谈会也就二、三十人参加，包括我们班和77级部分同学。我的印象中还有王中、郑北渭、舒宗侨、陈韵昭等几位老师在场。记得座谈会是在4月2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地点在第三教学楼南面的一间教室里，讲桌上摆放着鲜花。施拉姆和余也鲁步入教室时向同学们挥手致意，同学们鼓掌欢迎。他们师生二人西装革履，笑容可掬，分坐在一对藤椅上。施拉姆满面红光，仪表堂堂，瘦高个，很精神，但说起话来有点柔声细气，与外貌似乎不大般配。余也鲁个头稍显矮小，戴副眼镜，显得精明干练。当时有同学戏言他不像是教授，那做派很像是十里洋场的一个洋买办。我们当时都学过专业摄影，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一架海鸥135单反相机用于实习。那天我和几位同学都给他们拍了照片，珍藏至今。印象中我班陈小鹰同学拍的照片最好，抓到了施拉姆演讲时那眉飞色舞的精彩瞬间。

据李晓露同学回忆，座谈会伊始余也鲁首先讲话，他十分幽默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我做不得翻译，请贵系陈韵昭女士代劳吧，谢谢，随即起身鞠躬。座谈会从始至终气氛热烈亲和，互有问答。记得李晓露同学当场提问：传播与宣传的关系若何？如果说传播是“客观”性质的信息广播行为，那么，是否宣传不算其内？施拉姆谈了自己的观点，并且说这个问题很好，值得研究。

在4月29日的报告会上，施拉姆和余也鲁分别发表演讲。施拉姆讲的主题为“报纸的力量和电视的力量”，同时对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记得他说，传播是人类的天性，人是最讲究传播的动物。婴儿呱呱坠地时第一声啼哭，就是一种传的行为，宣示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施拉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结束后，余也鲁开始第二讲。他利用电视记录片的形式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的教学情况，并就“在中国有无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谈了看法，首次提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这一主题。

与大师面对面无疑是兴奋的。那时的大学生多有记日记习惯，我也不例外。其中就有那天与施拉姆一行见面的记录，原文是这样的：

今天上午，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博士、传学奠基人宣伟伯和他的大弟子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教授（主任）余也鲁来到我系，与我班见面并讲话“电视与报纸”。

宣伟伯的传学理论三年级时陈韵昭副教授给我们讲过，虽然目前在我国有些理论还不适用，但理论本身是很有价值的。那时就想见见 。这位传学大师。

宣伟伯今年七十五岁，但看上去最多六十岁，满面红光，瘦高个，很精神，长得有点像美国总统里根。他讲话时有个习惯动作，双手总爱作成一个“A”金字塔型，而且挤眉弄眼很风趣。

余也鲁做翻译。他们说是第一次合作，常常出现戏剧性场面，往往是余的中文还未译完，宣就开讲了。最后不得不采用拍桌子为号的方法。

讲演后，同学们递条子提问题。刘晓红提了两个，其中一个是宣传与魔弹说的关系。宣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可得个“A”。

如果说在学生时代我就对传播学有什么深刻理解，甚或说对施拉姆来华意义有何洞见，那是言过其实。但作为新闻学专业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能有这样一个与大师面对面的机会确实是倍感荣耀的，这大概就像今天年轻人那种“粉丝”或“追星”的感觉吧。

施拉姆复旦之行是短暂的，从4月27日抵沪到4月30日离沪赴京不过三天多时间，但一面之缘给我的记忆却是长久而深刻的。应该说施拉姆在中国对传播学的布道，对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班上著名的“三剑客”祝建华、陈怀林、赵心树就在毕业不久赴美攻读传播学博士，他们以后的学术生涯与传播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本人在大学从事新闻传播教学科研至今已整整35年，施拉姆传播学思想对我产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记得我入职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后首次登台讲授“新闻采访学”，就组织了一次模拟新闻发布会。我运用拉斯韦尔“五W模式”分析发布会质量，同学们感到耳目一新。

如果今天让我归纳施拉姆那次破冰之旅的意义及其影响，我想用“顶天立地”四个字概括。所谓顶天，就是传播学作为“舶来品”最终与新闻学一并晋升为一级学科，意味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学科地位得到确立与公认。所谓立地，就是中国人一向陌生的传播概念从此脱去神秘，走向日常，成为大众生活实践的一部分。施拉姆来华当年的11月23日至25日，首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后统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要“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十六字方针”，由此中国掀起了传播学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2012年施拉姆访华30周年之际，多位学者撰文纪念。随着传播学在中国逐渐成为显学，人们越发深刻认识到1982施拉姆中国之行的开创性意义。

白驹过隙，转眼已经35年。一面之缘,终身受益。如今，每每和学生们谈及这段历史，我都有一种荣耀之感。作为传播学中国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和感受记录下来，也算是对施拉姆中国之行35周年、仙逝30周年的一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