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全球传播 

KEVIN G. BARNHURST and JAMES OWE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Donsbach, W
翻译：叶倩
编校：王沛楠

编者按：本文来源于著名新闻学者Donsbach主编的《传播学百科全书》。UIC的著名新闻学者Barnhurst等人共同撰写了“新闻学”这一词条，对于新闻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主要研究领域进行了概述。本文进行了节选编译，供读者参考。

新闻事业是传播领域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一系列实践，它起源于→人际传播，但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从中分离出来。向他人讲述自己在社会和物理环境中发生的事是人类文化里常见的日常活动，新闻作为一种→互动类型，主要特征是内容的新鲜性。信息分享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确定其真实性，换句话说，是区分新闻和流言（Froissart 2002：谣言，小群体流言，媒介内容与真实性）。描述事件、提供新奇性、从过程中辨别事实真相，是定义新闻事业做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基本原理。

但是新闻事业是一种现代现象（→新闻史），它刚开始从普通传播中分离出来，以新闻信的形式，把众多副本分送到已有的社交网络中（→媒介内容和社交网络），这种模式适合那些有文化、时间和手段来写新闻的人（Zboray & Saracino Zboray 2006）。新闻信的作者也需要一些设施来帮助生产更多副本并分发，同样也需要足够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活动看起来对接收者有价值（→内容可信度）。后一种品质一直是新闻界关注的焦点（→记者声誉）。从一开始，新闻事业就依赖于一种传递方式的存在——大众信使——将新闻传递给读者（然后是听者，当接受新闻的人出声读新闻时； →听众研究）。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些早期的新闻报纸模仿手抄的新闻信。但是当印刷编辑把新闻分享纳入到其业务中时，所有印刷品都以书籍作为其印刷模板。新闻事业的前身把新闻写作、生产机制、新闻分发体系和经济社会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添加到新闻事业的定义中。

新闻事业从传播中分离出来主要是因为它与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Popkin 1989; Pasley 2001）。政治从一开始就以政府管控的方式影响着印刷，印刷也很快成为了一种政治行为，要么是与权贵或国家合作，要么与之为敌（→审查制度，传播法）。新闻事业是在协商划分私人生活、公民社会（或市场）和国家的边界中发展起来的，在某些方面，公共领域成为特殊或者神圣的空间（→隐私；公共领域）。对于当时的新兴媒体来说，卷入政治只是往前的一小步，这是两种最初令人讨厌，可能一直令人厌恶下去的活动的联盟，从业者和学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政党报刊）。这种关系开始于党派政治明显占据上风时(Weber 1991)，但随着新闻事业摆脱了国家和政党的控制，新闻事业与政党的关系最终转变为对抗状态，新闻事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并最终与政党争夺话语主导权。

在19世纪，识字率的提高、（通常是全国性的）市场增长、政府创建的信息系统如邮政系统和人口普查，以及工业化，都让报纸变成了位于新闻中心的经济活动（(Ward 2005; →报纸新闻业）。“新闻事业”这个术语适时出现，指代生产、准备新闻内容涉及的一系列职业（→新闻工作者）。媒体仍处在管控之下，但记者成为了工业化新闻生产和发行工作中的首要职业（Hardt & Brennen 1995）。新闻生产的另一个进步是→通讯社的成立和发展。通讯社生产新闻并分发给（通常是竞争性的）媒体，这些媒体在商业系统中发展起来，或者在非商业系统中由政府扶持发展。通讯社取代了非正式的新闻交换：印刷商仅仅重复其他的、距离较远的印刷商的内容。它不再考虑与政党（或国家）的关系，形成了为新闻事业特别定制的商品的市场交换。

所有者和从业者（以及一些学者）通常声称技术——印刷术、电报、广播、广播电视和后续技术（→广播新闻；新闻制作与技术；网络新闻；电报新闻）——是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机构并不是首先采用新技术的机构，而是跟随主流的或较晚的新技术采用者(Barnhurst & Nerone 2001)。经过最初的抵触，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首先将技术变革转化为经济优势，然后鼓吹自己是创新者，尽管在进行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怀疑是否会成功。

新闻事业成功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不论在商业媒体系统还是公共服务媒体系统中，媒体总是乐意参与现有的权力关系，无论是迎合政党或市场，还是为政治稳定或变革而奔走，或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倡导式新闻；扒粪运动；黄色新闻）。衡量新闻事业的文化力量的一种指标是新闻史上针对从业者的暴力反应（Nerone 1994），尤其是在社会争议和变革时期（→对记者的暴力；暴力与媒体）

实践层面

新闻与现代小说几乎同一时期出现，两者在形式上都是基于叙述（→新闻与叙事；新闻报道）。两者在长期、通常是默契的对话中互相借鉴，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只是表面上的（Wilson 1985）。新闻报道不仅仅包含情节化，让笔下的主体在特定时间、地点里完成他们的角色，或者创造高潮和结局（White 1973; Ricoeur 1984），而且重现了深层的迷思，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善恶观（Lule 2001；→新闻迷思；流行迷思）。

记者与作家的职业分离是20世纪初新闻职业化的一个标志（→新闻职业化）。其他标志有适应性实践、培训项目、专业协会以及职业伦理的出现(→新闻伦理；记者：专业协会)。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新闻仍然是文学的一部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在新闻职业化占主导的国家，比如美国长篇文学新闻运动兴起（→新新闻主义）。

虽然小说写作偶尔模仿新闻，新闻在实践中与小说有根本的不同。记者依靠新闻业以外的新闻来源得到信息和判断（→信源），即使在写观点或分析文章时也是这样，这种做法也至少部分掩盖了记者的观点。(Schiller 1981; →工具现实化模式；新闻客观性)。记者发明了一种与日常互动不同的采访形式，尤其是在广播采访中（→新闻采访）。政府和其他领导者已经形成一套明确的展现手段来获取并保持记者的注意（→新闻发布会；公共关系）。与作家不同的是，记者的活动在新闻体裁和生产流程中发展出来了可预见的周期，每周发行的新闻杂志、每天发行的报纸、固定时间的电视新闻广播、每小时更新的广播新闻，还有频繁更新的网络新闻，都让新闻流程有了→生产周期，类似中世纪时修道院活动的时间表。对记者来说，新闻周期就是截止期限的压力，这是新闻实践区别于小说写作的一个主要方面。

自从工业化的新闻编辑室诞生，新闻事业发展出了一套针对工作的各个方面的惯例模式(→新闻惯习)。最典型的的例子就是“跑口”（beat），它结合了地点和流程，让记者可以通过一系列固定流程从可预知并可靠的地方获得信息（Tuchman 1978）。因为记者之间相互分享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培训，主流媒体记者，通常是国家和地方系统中的记者之间的反应模式和他们对外界信息的反应模式都是相似的(→ 群体动力)。例如，共同的心态让记者全都围绕着某些公共事件或人物采集新闻，造成新闻内容同质化，被称为“跟风新闻”。这个带有贬低意味的术语，与“狗仔队”（乐忠于追踪名人的摄影师）一样，区别了记者与其他做类似工作但没有业内机构赋予的内部人士身份和特别权力的人（→名人文化；新闻摄影）。

其他的一些术语显示了一种竞争模式，比如“独家新闻”（scoop）和“独家报道”（exclusive），这些术语强化了新闻的标准化实践，也让从业者永久处于焦虑状态。工会一直是调解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之间关系的主要力量，但是新闻事业的所有参与者，甚至是公司和国家官僚机构，都认为新闻在实践是极具竞争性的行业（→新闻生产标准）。国家层面的新闻奖项让竞争正式化，使得抽象的对新闻作品的质量要求变得具体化（→新闻意识形态）。一组新闻元素（5W：who, what, when, where, why）是一系列更广泛的新闻价值的基础，这些新闻价值在记者培训手册和实践中有很多术语，但大约和这些价值相对应：显著性（who），独特性（what），时新性（when），接近性（where）,重要性（why）。就像其他用于指导实践的想法一样（比如可视化的设计原则；→信息可视化），新闻价值本身就会相互冲突，这种张力让新闻变得有趣。但是对新闻实践的原则的确定有利于国家和地方新闻文化找到自身定位，有利于帮助记者做自我评估（→记者的角色感知）。

新闻文化在20世纪和21世纪倾向于围绕两个主要目的达成共识，核心目的是监督，另一目的是咨询。作为新闻的管理人，记者像把关人一样工作，处理从信源处得到的大量信息，为受众提供无私的服务(White 1950; →“把关人”)。这些新闻管理人或者说监督者运用以上提到的新闻原则来筛选信息，虽然他们决定公众需要什么内容时参考的公众意见并不太多（(Dennis 1978）。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新闻事业的目标指向更宽泛的理论，比如民主的可能性、权力和权威的现实（McNair 2000;→媒体与民主；权力与话语）。新闻事业作为一种建构体现了社会和世界的理想，它通过新闻视角及其自身观点描绘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媒介规范理论）。

记者的差异化

作为一个职业类别，新闻业在19世纪合并了几种任务：编辑（坐在中央办公室里管理新闻内容），通讯记者（外出成为世俗旅行者和事务观察者），还有各种新闻追踪者（他们做计件式工作，作为地方新闻的发掘者来填补编辑的空白，追踪一些特定的题目和地点，比如犯罪和码头）。随着新闻事业越来越专业化，新的任务组合产生了。例如，一国允许一些国外记者入驻来了解本国→驻外记者。政府控制仍然是记者到国外的媒体系统工作的主要困难之一。另一些记者专注于战争和冲突的报道，他们是→战地记者。他们充满风险的任务模式为其建立了地位，但他们需要面对频繁的截稿日期，做清道夫似的常规报道，这些苦差事可能早期的记者都不用做。军事当局发明并详细阐述了在战区管控记者的制度(→嵌入式报道)，重新实现了媒体的专业自治和当地国家防务两者之间的协调。

新闻事业体现和强化了主流和他者的概念，这是另一种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的差异：新闻业的内部结构层面和新闻机构里工作的员工层面。具有共同传统、语言或地域的民族(Riggings 1992)，尤其是当它们被主流新闻机构排除在外的时候，在新闻发展初期就形成了自己的报纸（→民族新闻业）。在地缘政治边界形成和国际移民增多之后，少数族群新闻也开始出现(→少数族裔新闻)。处在边缘地位的新闻业可能刚开始是咨询模式的，新闻大多关于促进群体团结、反对主流，但是其转变成专业的新闻事业后，会将其重点转向态度中立的信息处理。女性在整个新闻发展史上都有出版刊物，但是她们在新闻界的命运说明了工人代理层面的分化（→女性主义媒体；性别与新闻）。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关注杰出的女性记者，最近她们的重点转向按性别分配的劳动和主题，然后转向性别认同(De Bruin & Ross 2004)。

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也产生了分化。报道国家大事和国家元首的记者们作为一个新闻团体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包括他们的新闻组织和仪式。他们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与报道种族、少数群体、女性、地下或反对派的记者群体（→另类新闻）相比，更加认同和依赖官方渠道（→政治记者）。代表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新闻团体或许会对某些问题持支持态度（→和平新闻），但总体上他们对自己的受众采取活跃的咨询性的立场（(Downing 2001)）。19世纪以来，关注于信息监督的主流记者转向了调查公职人员（Ettema & Glasser 1998;Waisbord 2000），但是他们揭露腐败和管理不善的行为反而倾向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暗示了小的制度改善和负责任的个人行为就足够把事情做好（调查性报道）。最近一项让新闻报道更能回应公民和社区需求的运动让我们离新闻事业的政治文化改革更近一步（Rosen 1999;→公共新闻）。

其他形式的差异化在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形成，比如相信科学、尊敬图像或技术。这方面的例子有，记者关注→科技新闻和一些新闻报道形式比如视觉新闻（→视觉传达）。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公共议题的大数据的日益可得发展了→精确新闻学，这些是生活在资源和技术丰富的国家的记者的专属。

这种社会潮流也对新闻的专业化产生相反的作用。新闻内容的生产相比之前传统的印刷和广播媒介变得更便捷，因为记者做的任务与数字技术相结合（→跨媒介生产）。这种变化也发生在多媒体新闻领域，或者相反，随着新闻生产的工具从专业人士手里传递到普通人手中，新闻实践开始去专业化。在很多国家，公民现在可以在家里、社区中心、图书馆或者移动设备上以电子形式生产和分发自己写的新闻（Rodríguez 2000;→公民新闻）。2000年以来，网络新闻已经出现在现有的经济和文化的裂痕中并强化了与政治的联系。

新闻工作和学术界

为了职业培训的目的，行业和学院之间的联合促进形成了新闻研究（→新闻教育）。第一批大学新闻项目是由媒体和新闻机构有组织地努力促成的，目的是利用学术工作，让新闻事业受到尊重。欧洲的项目将对新闻的社会学研究与面向公众概念的记者培训结合在一起，但新闻实践仍与人文学科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欧洲南部。在美国，新闻项目是从英语系发展而来的（Dressel 1960），但是行业对新闻制作技能的需求与传统文科教育产生了冲突（Hutchins Commission 1947），因为现有的课程培养的是对文学的研究。随着新闻项目在行政上独立，他们的课程变得更加职业化。公共演讲项目也遵循相似的路线，成为了有广播技能培训的独立项目（Wallace 1954）。职业技能与文科之间的竞争并不仅限于新闻业，而是引发了更广泛的关于学术专业化的争论，让记者的专业知识与20世纪初为公民提供的通才培训形成对立。因为专业化可能会让利益相关的精英在学院产生腐败，加拿大学者→Harold Innis (1946)建议保留大学传统以对抗特定的职业培训和社会科学新兴定义中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于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新闻事业，专业主义似乎尤其不适合于组织大学研究（Carey 1978; →传播学科的建制化）。

对新闻学的严肃研究分散在各个学科之间,依赖于研究者的特定研究项目。新闻没有成为研究的焦点，因为新闻机构都专注于实践。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Deuze，2006），行业协会在创建新闻学院作为职业中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18年在（Lee 2000）中国，1935年在埃及（Murphy＆Scotten 1987），1934年在阿根廷（Knudson 1987），以及1947年的俄罗斯（Morrison 1997）。研究人员可能会使用报社提供的材料，就像波兰的一项早期研究（Thomas＆Znaniecki，1927）那样，或者将新闻视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就像上世纪30年代英国的大众观察者（Madge＆Harrisson 1938）那样，但这并未让记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社区生活中的新闻（例如Fenton 1911），其中包括一位具有实践新闻经验的教授Robert Park（Lindner 1996），但随后芝加哥社会学从新闻研究中消失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宣传分析（propaganda analysis）成为新闻研究的流行学术方法（Sproule 1997;→宣传研究）。 相关研究者有→Walter Lippmann等记者，以及一些学术研究人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宣传和新闻的学术辩论最终基于新闻规范性思想和在民主体制中的地位分为实践性路径（例如，Lasswell 1927）和批评性路径（例如Lee＆Lee 1979; Lynd 1964）。宣传分析工作有助于建立新闻研究的制度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扰乱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一些涉及新闻研究的学者 - 赫塔·赫佐格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 - 搬到了美国。 参与监视、分析敌方广播和设计宣传活动的政府机构有时会聘请学者来研究新闻专题。 例如，→哈罗德·拉斯韦尔（1946）进行了内容分析，为起诉德美出版商提供了证据（→内容分析，定量）。 另一类影响人们理解新闻的研究来自于与新闻实践相关联的市场研究（→市场营销）。来自德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的Handlung（行动）概念被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应用于进行购买选择的市场调查（Lazarsfeld＆Kornhauser 1935; Lazarsfeld 1939; Czitrom 1982），他认为这与选民和新闻受众的新闻消费习惯相似。

学术研究与展望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社会科学成为对新闻业进行学术研究的主导范式，其组织形式通常围绕着“大众传播”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西部出现了早期的强调新闻的博士项目，这些项目普遍倾向于社会科学范式(Weaver & McCombs 1980)。伊利诺伊大学、爱荷华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最终纳入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社会学，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和卡尔霍夫兰的社会心理学，将新闻事业作为研究的社会对象（Zelizer 2004）。新闻研究越来越强调→观察，系统记录和结果的普遍性（例如，Hovland et al，1949; Breed，1955）。新闻研究的人文方法逐渐边缘化，采用定量方法的论文比例在“Journalism Quarterly”期刊中从1937年的10％上升到1957年的48％（Schramm 1957）。早期的范式将新闻视为界定社会问题、传播政府思想和煽动公众支持的强大力量，但20世纪中叶学者中的功能主义思想认为新闻效果是有限的（例如，Berelson et al，1954;→功能分析;媒介效果）。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反对的声音开始出现。诸如→符号学的思潮影响了对新闻业的思考（Eco 1972; Barthes 1967）。英国的社会科学家对杰里米·坦斯托尔（1971）领导的新闻研究产生了兴趣，坦斯托尔研究了记者在周围势力中的自主性。20世纪70年代，在研究发现媒介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影响可能比普通受众之间的影响更大，并且新闻业会影响政治精英对事件优先级的判断时，出现了主导社会科学范式的断层线（Greenberg＆Dominick 1969; McCombs＆Shaw 1972） ;→议程设置效果）。在英国曾经出现过→文化研究，Stuart Hall（1974）和其他人做过新闻文本分析，而社会批评家如Ralph Miliband（1973/1973）描述了资本主义所有权和媒体专业人士之间的共同价值如何帮助巩固阶级统治。美国社会学家对记者进行实地调查以研究新闻（例如，Molotch＆Lester 1974; Gans 1979），James W. Carey领导下的传播学者开始采用文化的方法研究新闻（James W. Carey 1976,1989; Allan 1999）。

20世纪80年代早期，传播学经过一段动荡时期，新闻学研究也开始沿着新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框架效应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发展起来(e.g., Iyengar&Kinder 1987;→新闻框架)。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之时，年轻人对新闻的关注度下降了(Bogart 1989; Barnhurst &Wartella 1991)，专业的新闻事业意识到了危机（Hallin 1992;→后现代主义和传播）。随着人口老龄化，记者们开始意识到了受众的减少；一些国家的工业改革解放了由国家控制的媒体；有线电视、谈话电台和传统新闻媒体的其他替代品在拥有商业系统的国家中激增;随着小报新闻在全球传播，新的民粹主义媒体应运而生。

当学者对全球化的进程进行辩论之时，新闻学者参与到对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批判上来，研究了媒体组织与社会中心权力之间的关系(Hess 1984;Manoff & Schudson 1987;→媒介全球化;全球化理论;传媒经济学)。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以公民新闻运动作为回应，与工业化国家的同行和一些学者一道采取了新闻是公共领域贡献者的观点（Habermas 1989/1989; Dahlgren 1995）。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批评之外，对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的兴起（e.g., Herman & Chomsky 2002/2002;→媒体政治经济学）延长了冷战结束后加剧的新闻危机，学者们的关注集中到新闻上，揭露其潜在的现实主义假设（Hartley 1982,1996）。新的“新闻研究”融合了叙事、神话、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概念，并涉及到专业批评、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学观察。这一范式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在经典学术著作选集中(O’malley & Bromley, 1997)，它发表在一些新的学术期刊上，诸如Journalism Theory,Practice and Criticism 和 Journalism Studies等(均成立于1989年)，也在国际传播协会新闻研究司的创立和快速发展中体现。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学者反对那些让西方的主导地位看起来很自然的新闻和政治的观点，并呼吁在全球经济鸿沟中进行更多的对话，对媒体系统进行更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eg，Khamis 2008）。非洲人种学研究延伸了这种批评，学者发现西方模式的新闻教育建构了贬低非洲人的语言发展等级（(Nyamnjoh 2011;→非洲新闻业)。

新闻研究的方向顺应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普遍思潮，并与新闻实践日益分化的趋势相一致。在21世纪初，批评学者认为→媒介接近性因社会群体而异（特别是考虑到数字鸿沟），资本主义所有制塑造了新闻价值，市场驱动的新闻实践使已经享有特权的人受益（Curran 2002）。自由多元主义学者将记者定义为新闻事业的积极的、现实主义的社会角色，是公共领域的延伸（或对公共领域至关重要的一种方式）（Ward 2005），他们在新闻培训中应用这一定义（Bromley 2006）。虽然新闻学的定义因学科、主导和替代实践形式而异，但新闻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虽然学者们在媒体和政治制度中辩论记者的权力关系，但记者看到他们在安全实践，保留政治自主权以及抵制其脆弱职业地位的损失方面存在多种威胁。

文章来源：

Donsbach,W. (Ed.). (2008).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Vol.12). Malden, MA: Black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