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影响下的国际民粹政治浪潮
2020-09-14 19: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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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智库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传播模式、样态,也形成了新的力量格局。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社会性弥散,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传播、获取信息的主媒介,越来越深地嵌入社会关系结构、群体行动及个体日常生活之中,并带来国际舆论生态的新变化,使其呈现出新特点——近年来英国脱欧、特朗普竞选与执政、美国封杀华为、李子柒走红海内外等事件和现象反映出社交媒体舆论的民粹政治干预趋强;建构事实“后真相”症候明显;对峙国际霸凌主义出现抗争话语一致性;顺应个人化、个性化的传播转向,社交媒体舆论倾向感性动员。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威认为,中国媒体的传播治理理念、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升,需要重视国际舆论声音,努力提高与全球网民“打交道”的能力;在重大国际事件中,要学会把脉社交媒体,增强信息透明度,规避观点极化、舆论暴力,疏导话语流向,充分化解分化价值观和社会意识的舆论风险;需充分认识和调动公众构建良好社交生态的积极性,促进公民能够自觉分享和承担社交媒体治理的社会责任,增强信息环境多元综合共治的成效。

+社交舆论是如何建构“后真相”的?

  • “后真相”源自于西方政治术语,其内涵要素有三:一是指拥有信息披露的选择性,二是带有情感刺激倾向,三是刻意欺瞒的政治行为。
  • “后真相”成为全球舆论生态中的新现实,作为一种竞争策略在政治选举中得到大量运用——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敏锐地把握了白人工薪阶层选民中所潜伏的保守、排外思想以及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焦虑情绪,通过推特平台,以通俗直白的语言直截了当地传递竞选理念,挑战传统建制派所秉持的政治正确性,塑造了一个“为普通民众发声”、个性鲜明的“新时代斗争型领袖”形象。
  • 新媒体崛起所带来的信息系统结构变化,是造成美国信息生态虚假繁荣,思想交流趋于狭隘、极端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峙国际霸凌主义中的抗争话语一致性

  • 在欧洲难民危机、美伊冲突、对法发起“301调查”等多起国际性事件中,依托社交媒体重新部落化的世界网民,共享信息、融通观点,将地球村连成一体,成为对峙国际霸凌主义的一股重要话语力量。
  • 围绕“封杀华为”所形成的反霸凌主义舆论是对抗式解读的一次展现。在此类事件中,社交媒体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拉开一场国际传播话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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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改观传播模式、样态,也形成了新的力量格局。据We Are Social与Hootsuite公司发布的2019年全球数字报告(Global Digital 2019 Reports)显示,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为43.88亿,同比增长9.1%;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为34.84亿,同比增长9.0%。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社会性弥散,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传播、获取信息的主媒介,越来越深地嵌入社会关系结构、群体行动及个体日常生活之中,并带来国际舆论生态的新变化,使其呈现出新特点。

近年来,在以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优兔(Youtube)、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个性化、群体化、社会化、全球化要素被越来越多地引入传播语境,传统媒体的一元化主导和中心化垄断受到挑战。多元主体言论开放、自由,交往活跃,个体、公众、民间机构等角色作用凸显,大量用户自组织信息出现。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信息,表达观点、形成态度,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真相与后真相常常真伪难辨。社交媒体将信息生产权和发布权赋予普通用户,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掘个人的自主性”,积极参与建构“基于用户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形成一个在生存形态上更加人性化的传播生态圈”,这开启了全球传播的新范式。

众多国际事件中的话题讨论,不仅反映了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也精细地投射出公众个体生活的微观状态。社交媒体影响国际舆论生态的种种新迹象值得关注与深思,亦可为中国发展提供镜鉴,这即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意旨。

01
社交媒体催发舆论海啸:
民粹政治干预趋强

作为公众用来分享意见、经验和观点的平台,社交媒体“即时传播满足了主体对于彼此‘在场’的体验……使得彼此高度关注这种互动”,“其构建的虚拟社区有利于联络和组织公民社会活动”,可以“传播信息、确定目标和制定战略、识别反对者和组织抗议事件”。

近年来,通过社交媒体唤醒民众政治意识、刺激其政治选择,进而影响民主进程的发展,这一趋势在国际舆论场上日益增强。如西班牙、法国、德国等不少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积极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宣传教育、议题讨论、投票选举等活动”,跳过其主流媒体“这个扭曲的过滤器,直接同人们发生联系”,“赢得了大量民众点赞,改变了传统政治教育不足导致的公民政治意识冷漠,重新唤起公民对政治选择权利的重视”。“民主政治正受到社交媒体前所未有的影响”,2019年,基于英国脱欧问题的话题讨论在社交媒体再掀舆论风暴,成为民粹政治力量趋强的又一现实注脚。

根据英国与欧盟三年前达成的协议,英国原定于2019年3月29日正式脱欧,不料脱欧协议与“无协议脱欧”屡遭议会下院否决,脱欧问题陷入僵局,脱欧期限一推再推,一路延后到2020年。在这一过程中,英国脱欧在社交媒体引发了舆论海啸,民粹主义者通过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社交传播,捕获和驾驭民怨诉求,与网民共刷政治存在感,否定精英,质疑、嘲讽代议制。社交媒体成为一块热土,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与志趣相投者密切联系的机会,使他们在使用尖锐的语言攻击政治对手时可以获得热烈响应”。

有人在推特上发起了“Brexit is like...”(脱欧像什么)的造句大赛,用以吸纳来自世界各地讥讽英国当局的文字。网民果然不负期望,回应思路清奇。有的说:“脱欧就像生活在一部没有英雄的超级英雄电影里,只有一群无能的恶棍在为谁更邪恶而争斗。”有的说:“脱欧就像是弃掉win10,转用win3.1”......通过嘲讽揶揄,公众联结成为想象的共同体,尽管彼此身份模糊不明,但政治观点趋同。他们指控由于掌权者自私、傲慢、不负责任和权力滥用所导致的民主失灵与不公。他们倡导直接民主,显示出“以民为粹”的政治理念和对抗精英、议会的批判力。大众参与者“凭借自由发言的机会和空间挑战权威基础、质疑传统的合法性”,使社交媒体成了传播民粹主义的一柄政治工具,发展出“一种看似孕育民主的环境和‘自然的力量’”。

英国民众将他们自己推进了二战之后最大的政治漩涡。民粹力量干预促发了英国国内新的政治休克,代议制民主再受威胁,公众对官僚机构的不信任感上升、欧盟成为英国国内现实发展问题的出气筒,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臆想被对现实的不满所替代,社交媒体使“情感战胜了理智,那些迎合民众原本笃信的信息,甚至观念的伪证,都会被不假思索地吸收”。 

02
建构事实:
社交舆论中的“后真相”症候

“后真相”源自于西方政治术语,其内涵要素有三:一是指拥有信息披露的选择性,二是带有情感刺激倾向,三是刻意欺瞒的政治行为。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作当年的年度关键词,将其释义为,有关或表示这样一种环境:“客观事实对舆论的形塑不如诉诸于感情或个人意见更具吸引力”。随着数字化科技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后真相”成为全球舆论生态中的新现实,不仅作为一种竞争策略在政治选举中得到大量运用,也裹挟了更多解构性内涵,被网民运用于理解当代社会的诸种现实。

2016~2020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战和就任执政中的种种表现,折射出“后真相”政治依托于社交媒体实现的典型性风貌。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敏锐地把握了白人工薪阶层选民中所潜伏的保守、排外思想以及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焦虑情绪,通过推特平台,以通俗直白的语言直截了当地传递竞选理念,挑战传统建制派所秉持的政治正确性,塑造了一个“为普通民众发声”、个性鲜明的“新时代斗争型领袖”形象。

但同一时期,美国政治事实网站(Politifacts.com)针对其竞选辩论的信息核查发现,特朗普发言中虚假信息占比高达71%,而这一数字在特朗普执政后更提升到85%。然而,选举中的美国社会,尽管“后真相”政治掺杂着“虚伪”与“欺骗”,“表现为一种故意隐瞒事实的行为”,但“在此过程中催生扭曲的‘合理或正义心态’却将谎言与欺瞒装扮得似乎原本就是政治主体的‘应然素质’”,特朗普“口无遮拦的言论和绝对化的表达方式”“容易吸引公众眼球,他把爱憎分明、桀骜不驯、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目了然,如此反而省去了很多伪装和修饰,争取到了更多支持”。真实性而非真理性话语为特朗普的选举筑牢基石,而更令他欣慰的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77%的选民不相信媒体提供的信息核查资料。

“后真相”风格被特朗普一直延续到2020年,作为推特上粉丝最多的国家元首,这些年,社交媒体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设置全球性话题的机会,使他可以沉浸于“发难羞辱盟友、嘲讽他国领导人”的政治游戏,更可以随心所欲地“游离于美国外交史与现实语境之外”,通过推文将美国外交官置于尴尬之地,令他们常常“难以说清美国外交政策到底为何”。

通过社交媒体推行“后真相”政治,特朗普被国际社会讥讽为“持续不断的谎言制造者”。2018年,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名为《真相崩塌:对美国政治生活中事实及分析角色式微初步探索》的研究报告,审视社交媒体与真相的关系,报告认为,新媒体崛起所带来的信息系统结构变化,是造成美国信息生态虚假繁荣,思想交流趋于狭隘、极端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将社交媒体视作后真相政治的助推器,认为其扩大了观点传播的数量、速度,提升了辨别事实的难度,对于个体认知的强化加大了观点舆论的对立。

法国学者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解读事实与意图关系时指出:“形式学派不把叙事当作故事,只把叙事当作话语。”在社交媒体上,“后真相”借助舆论施展话语影响的过程中,网民“常常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叙事,来补充事件存在的叙事盲区”。就其控制力来源看,情感超越了事实,“情感与想象成为新闻的核心与重点,事实和真相逐渐‘下旋’,被遮蔽、被忽略、被消解”。但“后真相”终究不是符合客观真实的存在,它仅仅是一种建构的真实、话语的真实。

03
话语一致性:
对峙国际霸凌主义的舆论抗争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即权力。话语权决定了“由谁说”“说什么”和“怎样说”。社会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一步认为,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权力,呈现为“一定场域中主体影响和支配他人的工具或形式”,“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在既有的政治、经济以及整个话语霸权博弈之中所处的关系位置”。这就是说,话语反映隐藏于符号背后的权力关系,资源支配权力,权力决定话语,话语体现权力。

自古腾堡印刷机诞生以来,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中一直贯穿着西方话语主导的历史,西方主流媒体把控媒介话语,从而掌握着人类精神资源的支配权,其话语产品内容和知识生产体系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成长构筑模式,为全球化传播设定场景。在重大国际事件中,这一文化资源系统消抹多元化,排斥非西方世界生产实践和观念意识的正当性,往往站位霸凌主义的单边行动、保护政策,框定、解释和评判人类整体性话语生产和实践活动,把持全球舆论场。但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全球化交往互动的深入,这一传播定式有所突破。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传播科技的发展方向将使人类重归部落化,世界连接成为地球村。

社交媒体正使这一理论畅想变成触手可及的媒体现实。在欧洲难民危机、美伊冲突、对法发起“301调查”等多起国际性事件中,依托社交媒体重新部落化的世界网民,共享信息、融通观点,将地球村连成一体,成为对峙国际霸凌主义的一股重要话语力量。

2019年当地时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禁止被“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向对手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美国商务部当日宣布,将把中国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华为作为全球智能手机重要制造商之一,所遭受的“封杀”打压引发了世界关注。在推特、优兔、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围绕制裁华为的利弊、美国的意图和5G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迅速形成舆论焦点,话题开放互动热烈,网民对峙国际霸凌主义的看法主张形成了强劲的舆论声浪。

社交媒体舆论紧盯霸凌主义行为表现追问实质,对华为在至暗时刻的遭遇报以关怀,对华为技术备案和应对举措给予支持。特朗普此前针对5G建设的讲话、任正非回应媒体、谷歌(Google)宣布将封禁华为、联邦快递劫持华为包裹等相关消息相继成为链接、议论的热点。很多网民认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只是特朗普为其不公正行为寻找的借口,华为在5G技术上的成就“妨碍”和“影响”了特朗普“美国至上”的国际主张。人们发表意见,希望能借此打破美国科技霸权垄断,改变国际话语权现状。一些人对华为能否安全渡过难关表示担忧。

网民也通过情感链接和行为的力量来为华为固盘,从而使意见、观点的感染力更强。5月20 日,出于对美企“断供”华为可能影响专有应用程序使用的担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通过官方推特发起了一项调查,提问网民:“你是否拥有华为手机?你会更换手机吗?”,结果收到的回答出乎媒体意料:“网友对华为情有独钟”。如中东网民Afsana Abdul回复:“我爱我的华为,我不会换手机。”Ricksweetenough称:“现在更有可能去买华为。”来自南非的网民说:“我爱华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我与它分离。”韩国网民Moira Lee泼辣地表达:“美国应该换掉他们的总统,而不是换了我的华为手机。”名为Muneer Khandwalla的网友表现更加直接,晒出了自己的华为手机。

国际舆论呼应、配合了中国社交媒体上民族主义者和普通网民的爱国之声。在华为海思总裁发文称技术“备胎”将全部“转正”后,很多中国网民跟帖应和:“今天,是个至暗的日子,更是每一位华为海思的平凡儿女,成为时代英雄的日子!”更有网民呼唤“天佑华为!天佑中华!”。当中国媒体传达出海外舆论的友善支持时,网民安洛说:“一堆一堆的人晒新买的华为手机,众志成城的感觉真好”。

英国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将公众的信息解读分做“三个假想的解码立场”,认为相对应的解读方式分别为“优先解读”“协商解读”和“对抗解读”。围绕“封杀华为”所形成的反霸凌主义舆论是对抗式解读的一次展现。在此类事件中,社交媒体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拉开一场国际传播话语战,这使我们得以加深对社交媒体的认识和理解——有多元化主体参与,有多种传播形式沟通,有跨越时空边界的超强互动,社交媒体信息、观点虽然看似零散缺乏整合,但通过链接、分享、跟帖新闻报道等多种方式,这一局限性能够得到充分弥补,并进而提升信息内容的丰富性、准确性;通过对事件的跨时空围观,唤起了不同经历体验下的网民情感和价值观共鸣,社交媒体成为公众寻求心理释放的有效平台,呈现情感、态度、观点的社群化、同频化,而话语一致性又强化了舆论抗争的能量和力度。 

04
结论:国际舆论生态的中国镜鉴

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指出,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社交媒体影响下的国际舆论生态图景,可以让越来越深融入互联网技术场景中的人类增添一份现实的清醒。一方面,社交媒体话语的解放性和民主性使乌托邦主义者对自由的畅想不再空洞;另一方面,诸如民粹主义者的非理性宣泄、“后真相”中的激情操控,又将使现代社会面临深刻挑战。“以往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原则和规范——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国际社交媒体舆论动向值得中国镜鉴,传播治理理念、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升。

首先,发出中国声音,建构、维系良好的舆论生态,需要重视国际舆论声音,努力提高与全球网民“打交道”的能力,善于通过社交媒体发现状况、解决问题。

其次,在重大国际事件中,要学会把脉社交媒体,增强信息透明度,规避观点极化、舆论暴力,疏导话语流向,充分化解分化价值观和社会意识的舆论风险。

再次,在注重发挥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基础上,需充分认识和调动公众构建良好社交生态的积极性,促进公民提高网络素养,激发责任意识,拓展传播渠道,使其能够自觉分享和承担社交媒体治理的社会责任,增强信息环境多元综合共治的成效。

最后,优化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互联网信息知识传播体系,创新话语体系,潜移默化做好思想价值观交流。灵活使用多种叙事方式传递真相、阐述事实、激发情感、疏导舆论,融合短视频直播、VR、弹幕、表情包等多种形式传播信息、展示文化,唤醒审美共鸣、弘扬精神理念,聚力互联网传播,推动人类文明的互鉴发展。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8月(上)(微信有删节)

原文标题:《社交媒体影响下的国际互联网舆论生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孟威

原文责编:周于琬

视觉:王洋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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