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ostill and Pink 

来源：传媒学术网 

社交媒体：网络民族志的新场域

社交媒体的实践和技术通常是民族志研究者在探索社会、物质和技术世界时所关注的对象，也是民族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志研究者来说，需要考虑如何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理解社交媒体驱动下的民族志实践的新形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批判地考察了讨论互联网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志场域的研究文献。对互联网民族志研究者而言，向Web 2.0的转型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快速到来有着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创造了新的民族志研究场域；第二，培养了新的民族志实践类型；以及第三，挑战了主导的互联网研究范式，从而为我们重新思考互联网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我们的方法论重心落在了三个概念上，即惯习、社会运动和社会性。它们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交媒体民族志的知识和场域是如何形成的。

案例：巴萨罗那的文化自由运动

我们的经验研究以巴塞罗那为例，完成于2010-2011年，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即社会运动者是如何在他们的运动实践中利用社交媒体的，以及，如果有的话，社交媒体对社会政治变革的影响。我们研究的社交媒体平台是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

我们关注了巴塞罗那的文化自由运动，一个新的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运动模式。巴塞罗那是这个运动的核心地点，而运动参与者都能娴熟地运用社交媒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社会运动也启发了后来出现的、蔓延至全球的占领运动。（案例详情，请查询原文，此处略）

理论反思

作为一个研究场所的社交媒体：在巴塞罗纳，我们研究了社交媒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密集性”，这些行为和运动跨越了线上和线下，在其他网络以及面对面的传播环境中也产生了影响。对社交媒体民族志而言，我们认为，应超越访谈这一单一的方法论，而是要去综合相关网上材料和跟踪或积极参与这些社会运动者的博客、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线下的面对面交往事件，因为社交媒体实践绝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仅仅是线上实践。我们关注的，是与互联网相关的民族志而不只是互联网的民族志。因此，我们将这一研究定义为直接参与互联网实践和内容的民族志，但不是唯一的，在我们的案例中也包括社交媒体民族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民族志研究场所，是一个散布在网络中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多样化空间方位，既有物理性也有数字性或虚拟性。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把社交媒体看作一个混杂网络的一部分。

定义线下和线上民族志：目前，对民族志而言，有两种相反的理解：其一，民族志研究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只关注具体领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其二，关注知识生产的自反性，尝试新的方法和技术来适应新环境，寻求更深入、更语境化和更具体的解释。这一新路径以“灵活性”为特征，与Hine所说的“适应性民族志”有共通之处，也把民族志的重心从寻求知识的整体性（或者说“封闭性”，编译者注）转移到民族志场域的开放性。社交媒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开放了民族志研究的可能。正如Hine所说，研究者是现实的建造者，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在固定的分析单元上，而是关注线上线下语境的流动性，以及研究者自身在这个过程中的叙事者角色。除此之外，我们也关注到Kozinets的网络民族志路径，突出了网络上社区和文化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应该关注“社会性”的问题，也就是网络社区中社会关系的质的问题。换句话说，社交媒体民族志应该从网络社区分析转移到数字社会性分析。为了关注社交媒体的社会性和社会运动者的实践，我们使用了一个根植于人类学理论的理论框架，由位置、社会运动和社会性三个要素构成。

数字民族志实践的日常惯习：对社交媒体民族志研究者而言，其日常惯习不仅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虚拟和物质的世界相互关联。作为一名社交媒体研究者，他的日常实践包括五个相互联系的惯习，包括追踪、分享、探索、互动和存档。首先，追踪是最关键的惯习，但一定要保证追踪的社交媒体账号数量及其产生的数据量是研究者可以掌控的。其次，分享也是基于人的动机而不断与所在的物质和社会环境通过社交媒体共享信息的社会行为。可以说，追踪和分享是卷入性最强的惯习。另外，追踪和分享不仅仅是转发行为，也是关注其他用户的过程。因为，关注可以让你直接与他人分享信息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这种实践，数字民族志场所的可塑性和社会性的强度得以形成。第三种惯习是探索，通常是通过关注那些被推荐的账号进行，用以掌握可能有用的信息。第四是互动，可以有多种形式和强度（包括强连接和弱连接）。值得提醒的是，在一个融媒体或全媒体时代，数字民族志研究者需要习惯于在不同媒介平台之间切换，突破时空限制，用以创造和维护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最后是存档。研究者需要采用云存储和社交媒体平台自身等新技术手段，储存好研究数据。

简而言之，社交媒体民族志学者的日常实践是为了建立一个与大量数字资料和日常研究惯习相链接的场所。这个地方既是一个“集群”，又交织着数字元素，但它是“开放”的，因为它不仅由收集和积累信息的实践构成，还仰赖共享、链接、跟随和标记，以及更多的研究形式。

移动中的数字社会性：正如Postill所说，我们要避免陷入“网络vs社区”的二元对立，而是应该去发现社会性的多样的表现形式乃至混杂性，即便是在同一个社会区位内部。基于前期在马来西亚的研究，Postill提出了三种社会性的概念，分别是委员社会性、巡查社会性和（网络论坛）线程社会性。而最后一个与数字民族志研究有着密切关联，比如标签传播及其对数字社会性的塑造。总之，对数字民族志研究者而言，不应仅仅依赖一个或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互联网用户在不同平台间的超链性使用。

结语

虽然现有文献已经用社区、文化和网络把混杂的网络空间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做民族志研究，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不同的路径。一个复数的社会性概念可以让我们聚焦于线上线下关联性的质量，同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交媒体实践如何参与了社会群体的形成和内部交往的实践。意识到社交媒体的移动性也非常重要。这不仅和社交媒体线上交往的强度变化有关，也与线下行为保持持续互动。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方面是，数字民族志研究者的网上行为是一种惯习，同时被研究者所处的线上和线下交往环境所形塑。

因此，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当通过民族志方法来探究社区、文化和网络这些概念时，通常用于理解互联网的现有概念是可以修正的。反过来，社交媒体的民族志也让我们反思我们用来解释互联网的那些概念。正是通过这一研究实验，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设计用于社交媒体（互联网）的民族志研究，即远离社区，聚焦于运动和社会性。

原文：Postill, J and Pink, S (2012), Social media ethnography: the digital researcher in a messy web,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Policy: quarterly journal of media research and resources, no. 145, pp. 123-134. 编译-刘寒月